|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粮食供求基本平衡的人口大国来说，粮食生产能力的持续下降会带来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形成新的中国威胁论，恶化中国的外部环境。并且由于粮食的低价格弹性，粮食产量的下降有可能引发食品价格的猛烈上涨。作为基本的消费品，粮食价格上涨会引发一系列的传导效应，提高整个社会的生活成本，从而引发全局性的通货膨胀，进而进一步降低贫困阶层的生活水平，扩大社会贫富差距，引发社会危机。
三、中国经济滞涨预期的工业因素
工业是现代化的主要标志，工业化水平反映了一国的现代化水平，也决定了一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从历史的角度看，正是由于德国在机械、化工等领域的赶超，日本在电子、汽车技术方面的赶超，美国在信息技术领域的反超，才使这些大国不断获得新的竞争优势，取得现代化的领先地位。因此，对于中国来说，要获得现代化的赶超，我们也必须先实现工业化的赶超。
改革开放后供给学派，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引进，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对外开放的深入，后发优势的巨大势能以及大量廉价劳动力的支撑，使中国工业获得飞速发展，民营经济比重逐年提高。但随着中国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市场体制的逐步完善，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后发优势递减；而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涨，国际贸易的激烈竞争，从内外两个方面侵蚀着中国企业的微薄利润，使很多以简单加工贸易，依靠低人权、低工资优势生存的中国企业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更使大批中国加工企业倒闭、破产，日益恶化的国际、国内经济环境使中国的进一步工业化举步维艰。如果不能尽快调整国内工业产业结构，提高工业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中国的国际贸易条件和国际分工地位将会进一步恶化，陷入中等发达国家陷阱。
然而，不合理的产权结构与制度设计，利益集团的阻挠，市场的不完善，恶劣的创业环境使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困难重重。中国二元体制不仅存在与城乡之间，而且广泛地存在于几乎一切经济、社会领域，人为地制造出不公平的发展机会，以损害整个社会利益来满足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私利。在工业领域，国有企业基本垄断了那些最赚钱的现代产业，并垄断着绝大部分的原材料，资源，通过市场垄断获得垄断利润，并通过国家的各种优惠政策、如税收政策，土地政策，融资政策，债务剥离、豁免政策，产业、市场准入保护政策，股市的大量圈钱不断膨胀。其代价是低质高价的产品和服务，资源的低效利用与浪费，对私营经济的压榨，对消费者与纳税人的剥夺，以及技术进步的停滞。所有人缺位导致的国有企业管理困境决定了国有企业缺乏合理的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效率低下，在缺乏监督与问责机制的中国，国有企业更成为低效与腐败的集中高发区，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也使其缺乏竞争压力，无意于技术改进。因此，在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的比重应该越低越好。但与国际共识相反，虽然国有企业早已被国人诟病，但在利益集团私利的驱使下，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在1998年后发生了逆转，国有企业比重、特别是对市场的垄断能力不断增强，2008年后，伴随着对国有企业大规模的财政政策投入，国进民退的步伐进一步加快，严重窒息了私营经济的发展空间，降低了资源利用效率。在获得更大的垄断能力后，国有企业的自利冲动必然导致更高的垄断价格，更弱的技术进步与管理变革压力，更低的生产效率。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国进民退的不断推进是当前国内物价上涨的一个重要原因，国有企业的性质与市场垄断地位决定了国有企业不可能担当起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重任。
从根本上来说，那些在激烈市场竞争中存活下来的私营企业才是中国工业的脊梁，也是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可以依靠的力量。纵观世界500强，那些竞争力强大的公司基本上都是私营企业，无论是微软、奔驰还是丰田、宝洁基本都是如此。私营企业由于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必须不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供质优价廉的产品和服务才能生存。而明晰的产权结构也为私营企业选择合理的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提供了基本条件。与大多数国有企业的负和发展结果相反，民营经济的发展与整个社会的利益增长一致，是一种多赢的结果，因此，只有民营企业才能担当起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任。
然而，中国的民营经济不仅享受不到国外私营经济同样的创业优待、扶持，反而受到种种歧视与压制。国有企业对市场与资源的垄断以及国进民退的大力推进，进一步压缩了私营企业的发展空间。不公平的税费政策，市场准入、行业准入政策，融资政策，社保政策，对私营企业形成明显的歧视，使私营经济的发展困难重重。此外，政府过大的权利，对市场的不合理干预都加剧了不公平竞争，增加了私营企业的经营成本。政府部门的失职与不作为导致的假冒伪劣商品的盛行，严重影响了中国产品的形象，造成市场竞争的无序，劣胜优汰严重，严重降低了民营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过度投机与泡沫盛行的经济环境，也使民营企业热衷于投机，缺乏长远的战略目标与眼光，难以做大做强。国企垄断导致各种生产有素价格的过度上涨以及劳动力成本的逐年增加，也使民营企业的经营成本大增，加之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频繁的反倾销制裁，导致中国出口产品贸易条件不断恶化，成本压力与贸易条件的不断恶化从两方面不断侵蚀着民营企业微薄的利润。在经营环境日益恶化的背景下，国内法制的不健全也使私人财产缺乏有效保障，导致大量的产业资本外流，国内私人资本投资率的下降。
政府对民营企业的歧视与排挤导致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日益恶化，利润率不断降低，资本不断外流，使民营企业也难以肩负其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调整的重任。而利益集团主导的投机经济与股市、房市的泡沫化，更导致大量的产业资本向虚拟经济的转移，使实体产业资本更为匮乏。这样，由于中国特殊的二元产业结构，国进民退的推进，资源垄断与权力歧视的加深，导致民营企业经营环境的恶化，产业资本不断萎缩，泡沫经济日益膨胀，最终使中国企业缺乏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调整的能力与动力，竞争力日益下降。如果长此下去，国有企业的垄断会进一步加强，产业资本的不足会导致工业的衰落、供求的逆转，泡沫经济的膨胀，工业领域的滞涨也将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工业竞争力的不断降低、投资的减少，资本的转移对于中国的城市化，现代化将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并延缓农业的规模化，产业化发展，使第三产业失去依托；工业的衰退也必然导致大量的工人失业，实际收入水平的下降，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严重过剩，贫富差距巨大的国家，可能会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而工业品供求关系的逆转，大量产业资本向投机资本的转移，也必然会加剧国内的经济泡沫，使通货膨胀问题更加严重，加剧社会与经济危机。
四、中国经济滞涨预期的科技因素
现代化的核心是工业化，因此，现代化的赶超主要体现在工业化的赶超上。随着后发优势的递减，技术鸿沟的缩小，后发国家技术引进将会越来越难，技术进步速度会不断下降，贸易条件也会不断恶化，如果自主技术开发能力不足，产业结构调整乏力，一国的工业竞争力就会不断下降，在国际分工与世界财富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并逐渐被边缘化。工业化的停滞也必然对第三产业，农业，国内就业产生不利影响，激化社会矛盾。因此，要抵消后发劣势递减的不利影响，保持本国的产业竞争力，后发国家就需要不断创造新的比较优势，优化本国的产业结构，改善本国的贸易条件和国际分工地位，获得更多的贸易利益。而要改善本国的产业结构，优化本国的贸易条件，科技进步是决定因素，因此，世界各国都把促进本国的科技进步放在核心地位。
虽然，中国的科研经费支出逐年增加，2009年已经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35%，创历史最高水平，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处于较低水平，即使与周边的韩国（2000年就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7%）相比，也有较大差距，科研投入的严重不足必然会影响到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并且，有限的科研经费分配也不合理，在国外，科研经费主要分配在企业，而中国有限科研经费投入的80%以上分配于大学、政府各研究机构，导致产、学、研的严重脱节，科研投资效率低下。近些年来，政府开始有意识地将科研投入向企业倾斜，但鉴于国有企业的垄断性质和产权的虚置，缺乏竞争压力的国有企业的科研开发动力显然不足。民营企业虽然有科研开发的动力和压力，但苦于难以争取到国家的科研扶植、筹集到必要的科研经费，企业二元体制也使民营企业难以吸引到优秀的科研人才，力不从心。此外供给学派，由于制度的不透明，科研经费分配体制的不完善，特别是科研课题申报体制，由于把关不严，寻租猖獗，导致大量的科研经费成为寻租的对象，被利益集团共同瓜分，真正有能力，有兴趣搞科研的研究人员难以获得必要的经费支持，而哪些科研混子，权力垄断者却获得大量的科研租金，进一步降低了科研经费的使用效率。而国内普遍存在的论资排辈的用人体制，行政主导的科研体制更导致人才的逆淘汰，外行指导内行，产生大量的决策失误，人才外流，使科研经费与人力资源浪费严重。
中国科技创新能力的低下除与科研投入不足，科研经费配置不合理、科研体制落后，企业科研开发能力与动力不足紧密相关外，其根本原因还在于中国教育体制的落后。建国60多年来，作为拥有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中国竟然没有得过一枚诺贝尔奖，实在有些说不过去，与30、40年代相比，我们在绝大多数学术领域与世界的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现在中国数得出来的一些大家很多都成名于解放之前。中国清华，北大在解放前的学生规模才2000多人，但其学术水平已经进入世界100强，西南联大更是横亘在中国大学面前的一座高峰。虽然，中国在校大学生人数已经世界第一，博士生在校人生也已经世界第一，但中国内地高校没有一所能进入世界大学100强的，即使是规模很小，1991才开始创办的香港科技大学也已经排在百年老校北大，清华之前。中国内地总体教育水平的落后必然导致人才培养质量的下降，难以为科技创新提供充足的优质人力资源。而中国内地教育水平的落后除与教育投入严重不足紧密相关外，（中国教育投资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水平，更低于韩国，中国台湾起飞时的教育投资水平），更与中国的教育体制紧密相关。由于教育经费投入严重不足，导致学校师资力量不足并难以获得优质的教师资源，学校基础设施也难以跟上。行政主导的教育体制和僵化的思想控制进一步扼杀了教师和学生的创造力，导致应试教育的路径依赖，教育质量的整体低下。再加上教育体系内部缺乏必要的竞争压力，造成教育改革的惰性，使教师缺乏必要的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效率低下。如果不大幅提高教育投资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重，改善教育基础设施，提高教师收入和地位，吸引优秀人才加入教师队伍，教育质量的提高就缺乏基础。但仅仅增加教育投入，而不改变教育系统的行政主导体制、严格的思想禁锢，不激发教育系统内部的竞争压力，不改革针对教师的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不改变应试教育的旧教育模式，我们也难以培养出推动中国科技创新的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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