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导读:：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实现奇迹般高速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同时隐藏着经济不理性发展，伴随着收入分配扩大和恶化以及内需严重不足、环境污染等问题。2008年以后，受美国金融危机影响，中国经济发生历史性转折，后奇迹经济时代来临，经济发展理性回归，以完善收入分配扩大国内需求、提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能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发展低碳经济这四方面理性选择作为中国经济发展路径，实现中国经济和谐理性发展。
论文关键词：后奇迹时代，理性选择，制度创新，低碳经济
一、中国奇迹时代经济发展
1978年11届3中全会之后，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党和政府锐意推进国家各方面体制改革，成功使中国实现了从社会主义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历史转折。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形成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形成了在国家宏观调控“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同时作用下，市场对中国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经济管理制度。中国在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制度变迁也在不断深化，社会体制、文化体制、政治体制以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不断形成和发展符合当代中国国情、充满生机活力的新的体制机制制度创新，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文化繁荣发展、社会和谐稳定提供了有力制度保障。特别是在处理稳定、发展和改革开放三者的复杂关系方面，找到了合理平衡点，即在坚持社会稳定的大前提下大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创造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和体制转型的双奇迹。1978年以来的30年，中国经济奇迹般变化和如此迅速崛起，在中国五千年历史范围内是一个奇迹，对世界经济来说绝对也是一个伟大奇迹论文格式范文。同时，中国30年的成就佐证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自由选择和市场化带来繁荣昌盛。
中国奇迹时代经济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可以通过数据来说明。根据中国统计局统计，从1979～2008年，中国30年来平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高达9.8%，全世界GPD平均增长率为3.6%，美国GDP平均增长率为3.2%，日本GDP平均增长率4.4%，欧盟地区GDP平均增长率为3.2%，巴西GDP平均增长率为4.4%，印度GDP平均增长率为5.0%制度创新，中国GDP平均增速这么高，世界没有国家可以匹配，并且是世界GDP平均增速的三倍。如下图1所示。中国GPD总量从1978年3645.2亿元，2008年GDP增加到31.4万亿元，排在全球GDP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1978年中国出口总额少于100亿以美元，2008年出口总额为25616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中国1978年人均收入为190美元，2008年人均收入增加到2770美元。1978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仅为133.6元，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仅为405元，2008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761元，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为15781元。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由1978年的不足1%，提高到2008年的6.85%，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20%。从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已经成为带动全球经济快速发展的火车头，特别是2008年全球经济受到美国金融危机影响处于低谷状态，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的信心和保证。
备注：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局网站数据整理得到论文格式范文。
二、中国后奇迹时代经济回归理性
从1978年制度创新，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中国经济奇迹般高速增长。制度需求和供给不断提供给广大的中国劳动人民，中国制度的巨大变迁，人民能动性重新开发以及国家宏观调控引导生产要素参与社会市场经济发展。总体上说是在邓小平同志“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探索性和“白猫黑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实用性理念下，国家投入巨大生产资源要素即劳动力、人才、资本、土地、技术等，由于制度的变迁，扩大了国家经济活动空间范围以及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特别是广大农村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鼓励民营经济和引进外资企业，通过国家“有形之手”不断干预调控经济，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腾飞。但是那种自发的、冲动的“本能”力量十足，理性、长远的制度设计和自我约束的意识尚未建立，导致中国奇迹时代必然带有某些混乱的色彩。[1]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加速了我国经济改革开放。以中国经济学家张维迎主张社会主义市场和价格体系双轨制渐进式改革的正确路线，反驳了以形成“美国共识”那些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不看好中国渐进式改革而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提出“休克疗法”的激进式改革方式。这种渐进式改革以利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条件，使中国经济达到由崩溃边缘走向繁荣昌盛制度创新，从而避免中国无法承受的爆破性制度变革对社会、经济、政治的冲击，保证了中国经济奇迹高速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社会经济几点不理性的问题。
第一，中国30年来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收入分配恶化。主要表现为：居民总体收入差距呈现快速扩大的趋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日趋扩大，区域之间居民的收入差距扩大，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1978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317，1990年基尼系数为0.355，2001年则升至0.447，2008年提高到0.512论文格式范文。根据基尼系数的含义，在0.4-0.5之间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5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从基尼系数分析，中国居民贫富差距逐步拉大，收入分配呈现不理性状态，基尼系数越过警戒线，长期处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肯定会造成很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一个富而不均的社会经济制度创新，比一个寡而均的社会经济更不稳定更不持续健康发展。
第二，中国存在内需严重不足问题。现代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理论阐述：内需决定经济增长。国内经济学家分析我国经济问题时，把“内需不足”视为中国长期经济发展的一个很关键性瓶颈，尤其是居民消费所占比重太低。1978～200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9.8%的速度增长，但是中国最终国内消费需求支出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却是直线下降，而且全部是居民消费支出的下降需求。1978年最终国内消费需求支出为62.1%，1991年最终国内消费需求支出为62.4%，2008年最终国内消费需求支出为49.6%。[2]中国最终消费率低，导致中国居民储蓄率比较高，引致每年投资增长率比较高，导致现在中国供给过剩，而国内最终需求严重不足，影响了中国经济合理健康持续科学发展。
中国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还带来了一系列的追求不理性理性的经济发展，比如环境污染、经济技术创新能力不强、政府过度干预经济、制度不够完善等等。
2008年制度创新，由美国的“次贷”危机导致势凶猛的、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并对世界经济发展和国际格局的影响深远且复杂。美国金融危机带给中国巨大心理冲击，对中国资本市场制造悲观气氛论文格式范文。由于中国国内最终需求严重不足，经济增长主要靠高度外向出口支持和国内不断攀升的投资需求，2008年对中国经济来说是一个历史性转折点，30年的中国经济奇迹高速增长，经济高速增长掩盖了中国经济不理性发展问题。30年来，中国经济严重依赖国内充足的劳动力导致的低成本效应，过度依靠中国人口红利和高储蓄率。2008年，中国经济奇迹高速增长不复存在，人口红利减弱，低成本效应降低，更多暴露出经济发展中不理性带来的问题。中国成功经验可能只代表过去，但面对现在的经济问题却可以启迪中国经济未来的理性发展选择。2008年，中国经济发展追求理性的新动力。这种新动力产生于对中国经济奇迹时代的深刻反思和辩证进化。2008年后，中国经济增长将是一种与奇迹时代截然不同的理性增长，更有规则的增长制度创新，充满智慧的增长，同时也是一种富有同情心的和谐增长。[3]这是中国经济继续领航世界经济的伟大新时代的开始。
三、中国后奇迹时代经济理性发展路径选择
中国后奇迹时代经济健康持续发展需要回归经济学理论中的理性发展——在现有的中国经济约束条件下发展。这种理性发展是与中国经济奇迹高速发展的最本质区别，而且这种理性绝对不是新古典主流经济理论中的“个人算计”。新经济时代需要的是一种建立在以人为本、尊重个人权利之上的集体理性和智慧，这种智慧，必然要超越“经济人”、“经济社会”和“经济政府”的日常视野，而带有“道德人”、“道德社会”和“道德政府”的光辉论文格式范文。[4]2008年后，中国后奇迹时代经济要理性发展必然从四个方面进行路径选择：完善收入分配扩大国内需求、提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能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发展低碳经济。
第一，完善收入分配扩大国内需求。前面分析了中国收入分配扩大分配恶化，居民劳动报酬占GDP比重30年来持续下降，中国必须要加快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居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加大财政对居民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和分配秩序，转变“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实行“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发展理念。从法律、体制、制度上完善公平的收入分配，切实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收入分配不仅从宏观上影响内需，而且还从微观上影响内需。如果中国有较低的基尼系数，通过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差距制度创新，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从宏观上增强居民整体购买力；从微观上提高消费者边际消费倾向，这两者都会增加中国国内消费需求，降低中国出口依赖度和强烈的投资需求，保证经济安全和健康理性持续发展。
第二，提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能力。21世纪是知识的经济，知识的加速积累和“大爆炸”，科技进步的节奏越来越快，在完善的市场经济国家，技术创新的竞争已经超越价格的竞争，技术创新主要以新产品和新工艺创新及原有产品和工艺的显著技术变化，增加产品种类和提升产品质量以及效率和时间价值，刺激居民消费欲望并提高收入水平，在西方消费型社会，技术创新不断提供新的消费效用，增加消费者边际消费倾向，提升居民消费需求。国家要提升制度创新能力制度创新，促进社会自主创新能力，通过跨越式创新、集群式创新、协作整合式创新实现。政府要加强制度供给，完善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其他方面制度，创新影响社会经济发展全局的深层次矛盾和不理性问题制度，以及国家创新体系中存在的结构性和机制性制度，激发广大劳动者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促使不断创造新的知识技术和提高社会经济资源的合理高效配置及社会财富源源不断的涌现率，最终推动社会经济的进步，进而推动社会经济进入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快速发展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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