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县城和重点小城镇也是湖南城镇化的重要节点。
在国际上，小城镇人口占城镇人口比重一般为45%，我国小城镇是农村人口转移的重要途径，我国曾经大力发展，基础扎实。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谢扬研究员测算大约应为65%[6]。2006年湖南省人口6732万，城镇人口2490万，城市化率37%，比全国同期的42.99%低近6个百分点。城镇人口分布在城市（地级及以上城市）约801万，占32%，分布在农村（县域）1689万，占68%[7]。
这样，我们大致可以预测：从2006年到2020年湖南的城市化率将从37.%上升到50%—55%左右，每年提高0.9—1.2个百分点。县城和重点小城镇的未来定位是小城市，而不是一般的小城镇；以全省县域现有平均人口65万人，县城平均人口6万人计，2020年102个县城（含县级市和城镇人口在80%以下的区）平均人口当在15万左右，100多个重点小城镇的平均人口当在10万左右；县城和重点小城镇将有2000多万人工作、生活、居住。采取适当措施，加上其它小城镇，届时县域的城镇人口有可能达到3000万，是地级及以上城市人口的二倍以上。县城和重点小城镇应当成为农村工业化、城市化的中心，成为湖南城市化重要基地。
4.发展县城和重点小城镇，推进农村城市化。
（1）转变发展方式，更新发展战略。
中国的城市化要转变发展方式，落实科学发展观。党政官员要从“为人民服务”的党的宗旨出发，变“GDP崇拜”为“人民崇拜”，变“政绩工程”为“民心工程”，变以建设为中心为以民生为中心，变以“房地产”为中心为以“市民”为中心。这是中国城市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前提，也是中国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前提。要更新发展战略。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小城镇要以现有的县城和有条件的建制镇为基础。”要充分认识县域城市化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县域不可能独立实现城市化，但它是城市化的重点对象。县域城市化离不开大中城市的拉动，但它自己的造血功能更加重要。小城镇加乡镇企业的自发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县域的工业化城市化，但在与大城市的竞争面前已难有作为。要把农村城镇化提上国家战略的高度，采取适当的措施，让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发展回归理性，让农村城镇的发展进入正常的轨道。要实现由重点发展小城镇到发展重点小城镇的认识转变。并制定出具体的战略规划与行动纲领，制定相关的扶持政策。一方面让农村经济搭上发展的快车道，另一方面又避免新的“发展失误”。
（2）以产业转移促进人口转移。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大城市发展迅猛，GDP高速增长，城市面貌日新月异。但同时，大城市房价飞涨，人口膨胀，水资源短缺，交通拥挤成为头痛之事。有学者曾提出用高房价抑制城市人口。我们且不说这是否是为高房价辩护，这是否会造成别的什么比高房价更为严重的后果，就是他的直接目的也是难以达到。因为绝大多数的“打工”者根本就买不起房，也不敢奢望买房。抑制大城市人口膨胀的有效办法是以产业转移带动人口转移。大城市应当发挥自己的优势，以商务、物流、交通、通讯、金融保险、科学、教育、文化等第三产业为主，以总部经济、研发中心、高端制造业为主，大量的一般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高耗能、高污染型制造业要有步骤地坚决地转移出去。在现行产业政策下，农业是难以赚钱的，在人多地少的背景下，农村没有前途，农民只能往城里跑。城市欢迎廉价的“农民工”，又不让他们成为“光荣的市民”，这是比价格“剪刀叉”更为严重的“剥夺农民”，因为如果前者有一定的必要性的话，我们看不到后者的任何必要性。国家应当立法，强制城市安置其“长期、稳定”就业者为市民，象重庆一样为其提供“户籍”、“住房”等。如果无法安置，就应当将相关产业连同人口（包括相关的家人）转移到能一同接纳的中小城市和城镇。这才是抑制大城市人口膨胀的有效办法。这才是中国城市化、中国发展诸多问题的解决之道。这有利于农村城镇化，有利于大城市的正常发展，有利于中国发展方式的转变，符合科学发展观。
（3）加大对县城等农村城镇的投入，优化县域投资环境。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县乡财政是我国最困难的财政，是“吃饭财政”。其原因不用考究，最简单、最基本的事实是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农村扶持城市”的发展战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求统筹城乡发展，发展农村经济。有人认为我国还没有到“城市扶持农村”的时候，就愿意让中国城市经济的火车头去拉动全世界的经济，却不愿意直面自己落后的农村。当然也有学者主张“给农村以资金，给城市以市场”①，“扶持农村”可能比“扶持世界”的回报更高。其实，我们只要把地级以上城市的美化、亮化、豪华化的钱省下一部分（我们需要那么多的国际化大都市吗？），用到城市农民工、用到县城和重点城镇建设上就可能解决大问题了。中央已明确决策，中国经济已进入“工业支持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新阶段。落实中央决策和农村城镇化新战略首先要求国家和省、市有实际行动，在财政政策上，在城市建设与县城建设的投入政策上作出调整，给予农村、县城、重点小城镇以足够的关注和支持。其次要强化资金管理，现在国家的钱多了，中间环节漏掉也多。第三要逐步实行“省管县”，给县以更大的“发展权”。第四县级政府要从各方面扶持县城和重点城镇的发展。要让农村、县域、县城和重点城镇具有大规模吸纳二三产业及其相关人口的环境和能力。
（4）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规划是城市建设和发展的蓝图，是城市化的基础。
城镇规划编制要立足现实经济论文，着眼长远；注重市民（特别是农民工）的多层次需求，充分考虑省情、市情、县城、镇情，广泛听取意见；既要走专家路线，更要走群众路线。当然，重视城市规划、关键在于规划实施。特别是不能因领导人的变更而随意改变规划，要确保规划的权威性、严肃性和连续性。要特别重视县城和重点小城镇规划的科学性、可行性、前瞻性，这是农村城市化的重要基础。要改革完全按行政区划分散设镇的弊端，要根据“城镇生产力”来布局，明确发展重点。有人主张扩大县城和重点小城镇的行政管辖范畴，但大规模的“行政区划革命”历来弊多利少，“县变市”、“乡变镇”、“市管县”大体都是如此。城镇的真正发展只有主要依赖市场，不太依赖行政才能成功。
（5）要发展实业，吸引大城市、东部城市的转移产业、乡镇企业等经济实体进入工业园区。经济力是城镇活力的源泉，而工业经济是城市的基础。要实施园区发展战略，通过建设工业园区、商业街区，实现二三产业基础设施共享，降低企业和经营者水、电、道路等基础设施成本和投资成本。要放宽各类企业经营资格、经营范围、经营方式的限制，要简化办事手续，提高办事效率，降低企业创办成本；要创造廉洁高效的政策环境和税费环境，减少“三乱”和其他不合理费用，降低企业的社会成本。此外，还要完善各类服务，降低企业的运作成本。
（6）建“农民城市”，吸引农民成为市民。城镇化说到底就是农民市民化的过程。我们不否认有些进城农民发了大财，但是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新进城的这批人，还是属于低收入的消费者，属于打工族。因此城镇化进程，第一意味着穷人进城，第二意味着非农产业化的过程，是农民找到非农产业就业的过程。城市化一方面，使得各行各业的基础设施成本降低，使大家的效率提高。另一方面，城镇化导致人口聚集，而人口聚集创造出服务业的发展。因此，城镇化能够促进工业化，促进非农产业化的进程期刊网。大城市只要农民工的“劳动”，不要农民工的“生活”的发展模式，在2010年诸多年轻生命的多连跳（富士康半年内连续十多个年轻员工跳楼自杀）中已宣布结束。城市化在以自发的方式被迫转向，要么就吸纳农民工为市民（重庆等市），要么就连同产业一块转移出去。农村城镇如果也象大城市一样不考虑农民工的生活问题，将是没有出路难以发展的。农村城镇只有把农民工的生活问题，户籍、社会保障、居住、交通等一并解决，才能避免大城市的发展困境。我国也才能解决几亿农民进城的问题、失业的问题、三农问题、地区差异问题等。现在多数地区特别是中小城市，还不能依靠高新技术或者是金融服务等，主要还是靠制造业。现在一提城镇化，很多人想到的是建花园城市、建贵族城市，县城也搞大广场、大马路，最后是成本的高昂，是增长率的下降。农村城镇要大胆提出建“农民城市”的口号，只有让农民进得来住得下，才可能有好的发展前景。
（7）改革户籍管理 稳定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县城和重点镇逐步建立初步的社会保障体系。改变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为“离土进镇”、购房、经商、办企业；解决好其户籍、社保、子女入学、入托等问题，逐步建立以居住地划分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以职业划分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户籍管理制度。要在进一步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可以使农民把土地承包权转化为财产权带进城的产权流转制度；在承包期内，农民从事二、三产业或兼业而进入城市，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行收回或改变承包关系；放弃了土地承包权的返回农村时应当允许重新承包；同时，允许进城农民按照自愿和市场的原则对其承包地依法转包、转让、互换、入股等，保证农民毫无后顾之忧地转移。要在县城优先初步建立覆盖全体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然后在重点镇建立，条件成熟后再在全社会建立。可以从劳保、医保开始逐步推开，无论是老居民还是新来居民，都享有同等待遇，以吸引农民进得来、留得下，并向县城和重点镇集聚。
（8）建设有限的房地产市场，切实解决进城农民的住房问题。有了在城镇的就业农民才会进城，有了较为长期、稳定的就业，有了城市户口农民就要解决住房问题。住房问题是城镇化、城市化的基本民生问题，是市民和进城农民的基本生计问题，不只是“房地产市场”的问题。进城农民的住房问题基本上属于政府主管的保障房范畴。所以农村城镇的房地产市场应当是一个有限的市场，要坚决防止沿走大城市“官商合谋”的“高房价”、“卖地生财”、“政绩工程”的老路。那样的话，农村城镇化难以实现。没有农民市民化的城市化是假的城市化，或者只是“富人”的城市化，官员的“政绩工程化”和老百姓的“房奴化”、“无房化”。那么我们怎样实现“全面小康”、实现现代化呢。为此，80%的房地产必须是具有保障性的有限商品房（限地价、限税费，限价、限购、限转让等），只有20%的高档房地产是可以自由买卖、投资投机的完全“商品房”。这就可以防止“官商”通过“房地产”对广大老百姓“工资性收入”的无情剥夺。这样老百姓就可以用更多的钱来购买工农业产品、旅游产品、学习深造产品等、并大大促进这些产业的发展。这样，“房地产泡沫”不见了，“实体经济”发展了，人本身也发展了，人民幸福了。这不正是“共产党宣言”所讲的共产党人的奋斗宗旨吗。我们何乐而不为呢。这就可以鼓励单位、企业、社团等在规划的范围内以各种形式集资建房，以各种方式实现真正的民有所居经济论文，实现真正的城市化现代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其实，中国的大城市化也应当这样走，官员的“政绩”完全可以在实体经济发展、在民生工程中去实现，何必都挤在“高房价”这条“腐败丛生”的独木桥上呢。希望重庆的探索能够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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