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日军对中国高等教育的破坏

10月24日，日机轰炸大夏大学，“巍峨校舍，在日机轰炸与炮弹烧毁之下，多半成为灰烬”，“全部损失，约在二百万元以上”。[9]位于沪西梵王渡的圣约翰大学亦在日机轰炸中大部被毁。大同大学在南市沦陷后的大火中则全部被毁。

由于日本飞机对上海夜以继日的狂轰滥炸，遭日机袭击的文教机关和学校就有90多所（高校14所，中学27所，小学44所，社会教育机关8处），其中全部被毁的占75%。在战火中，上海社会局对文化教育事业遭受的损失作了初步调查，至1937年10月的三个月中，上海全市文化教育事业损失达10942242元（国币），其中高等院校损失6623159元，中等学校损失2199954元，小学校损失259129元，博物馆、图书馆、体育场等损失1860000元。[10]

自1937年8月15日日机首次轰炸南京，到同年10月13日的两个月中,日机对中国61座城市实施了轰炸。大部分空袭都以无防备的城市为对象,特别是有意识地以大学等文化教育设施为破坏目标。日本军方曾公布如下数字，从战争开始到南京攻陷，日本海军飞机袭击南京五十多次，出动飞机超过800架,投弹160多吨[11]。。1937年8月15日至26日，中央大学遭日机三次袭击。第一次为8月15日下午，敌机的机关枪扫射图书馆及实验学校各一次；第二次为19日下午，在大学本部投250公斤炸弹七枚，中大礼堂和牙医专科学校均遭到破坏，7名校工遇难；第三次为26日深夜。对此，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报告指出：

“窃查8月19日下午6时许，敌机进袭首都投掷炸弹。本校计共落弹七枚：一在图书馆后身距离建筑仅丈许，一在牙医学校后身；二在大礼堂后身，一在建造中之牙医院与科学院馆之间，一在女生宿舍中部，一在无机化学教室东边。二十六日夜，本校附属实验学校又着一弹。事后检查计损失：（一）牙科学校（原昆虫局平房）全部震塌；（二）女生健身房局部震毁；（三）无机化学教室着火被焚；（四）女生宿舍旧平房大部分炸毁；（五）大礼堂后墙炸穿数处，礼台部分全毁；（六）实验学校办公用平房炸毁两边。女生宿舍亦毁；（七）此外如图书馆、大礼堂、科学馆南高院、生物馆以及实验学校各处教室之门窗玻璃、隔间木壁多被震毁；（八）本校校工死一人，建筑牙医院之厂方工人死五人。至于内部设备除化学教室内尚有一部分普通仪器药品，临时不及抢救外，因事前早有准备，所有重要图书仪器文卷成绩等项，均已转运，故损失甚微。”[12]

“9月25日下午本校中山院又中敌弹一枚，该建筑西北角被其炸毁墙壁，完全震塌、损失较重，将来修复颇为困难。所幸原在内办公人员已先一日转移三牌楼农学院内办公。”[13]

设立在杭州的浙江大学是所百年名校。“八一三”淞沪抗战以后，迫于战事的压力，辗转迁徙，先于1937年11月从杭州迁往浙东建德，继而于1938年1月迁往江西吉安和泰和，2月又接着迁到广西宜山，1940年底最终迁移到贵州遵义。论文格式。两年零三个月的时间迁徙了四次，跨越了五个省，行程达5000余里。可谓跋山涉水，千难万险。1939年2月5日，敌机18架侵入广西宜山，在浙江大学上空盘旋，于40多万平方米内投弹118枚，造成惨重损失。[14]

三、其他地区部分高校遭破坏的概况

广州国立中山大学屡遭日本飞机轰炸，特别是1937年8、9、10三个月和1938年3、4、6三个月，中山大学校舍被敌机轰炸10余次，投弹50余枚，部分校舍被炸毁，死5人，伤10余人，图书仪器损失很多，学校被迫停课三周，文、法、理3学院一度迁入广州文明路附中上课。[15]1938年6月8日，广州岭南大学遭敌机轰炸,学校遂告关闭。

1938年4月10日，日机27架空袭长沙，在岳麓山地区投弹1000余枚，其中湖南大学被30余枚炸弹袭击，该校图书馆全部、科学馆三分之一被毁，众多珍贵书籍、标本及仪器设备等被炸毁。事发当日，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给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政治部等部委电云：

“今日十四时半，敌机27架侵袭长沙上空，于岳麓山湖南大学投弹卅余枚（内燃烧弹十余枚），查湖大为本省最高学府，设备较善，敌人本其破坏文化机关及轰杀平民之一贯政策加以重大毁灭，此种暴行，实为文化恶魔，文（人）类公敌。”[16]

1938年8月11日，日机轰炸武昌华中大学，三幢教学大楼被夷为平地。死伤60余人，正在武汉参加救亡活动的中山大学教授林诚厚也殉难。

面对日机的狂轰滥炸、恣意摧毁中国各级学校及其他种文化机关之行为，1937年11月5日，中央研究院长蔡元培、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北平研究院院长李煜瀛、同济大学校长翁之龙、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等102人，联合发表声明，揭露日本破坏我国教育机关的罪行。声明说：“北自北平，南至广州，东起上海，西迄江西，我国教育机关被日方破坏者，大学、专门学校23处，中学、小学则不可胜数……诚所谓中国30年建设之不足，而日本一日毁之有余也。日方此种举动，每以军事必要为藉口，殊不知此种教育机关，分布各地，往往距军事区域非常遥远，且绝与军事无关。日人之畜意破坏，殆即以其为教育机关而毁坏之，且毁坏之使其不能复兴，此外皆属遁辞耳。”[17]日本侵略者深知要摧毁一个民族的反抗力，就要摧毁这个民族的文化和意志，摧毁支撑这个民族脊梁的东西，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从摧毁这个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开始。他们用种种卑劣手段，甚至公然违反国际公法，大肆摧残我国的高等教育，这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战争行为，还是战争罪恶之上的罪恶!

抗战爆发前，全国各大学共有教师7560人，职工4290人，在校生41900余人。抗战期间，约106所高校被迫迁移，搬迁次数达300多次，中国绝大多数的高校迁出了沦陷区，从前方到后方，跨越千山万水，走过大半个中国。中国文化里头有一种东西，就是《易经》里边讲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凭着这种坚忍的精神，在抗战的烽火中，中国的大学在日机的轰炸破坏下，顽强地生存并发展着，为中华民族文化命脉的传承保存了一份不死的希望。到抗战胜利时，大学已从1936年的108所发展到141所，在校学生从4万人增加到8万余人。论文格式。论文格式。

注释：

[1] 《抗战中的中国文化教育》，转引自苏智良等编著，《去大后方——中国抗战内迁实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8页。

[2] 统计数字根据季啸风主编的《中国高等学校变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一书的资料得出。

[3] 马嘶著，《1937年中国知识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第336页。

[4] 马嘶著，《1937年中国知识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第334页。

[5] 金以林著，《近代中国大学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27页。

[6] 《申报》1937年8月1日。

[7] 《申报》1937年9月3日。

[8] 《大公报》1937年10月17日。

[9] 欧元怀《抗战期间大夏大学的苦斗》，转引自张铨等著，《日军在上海的罪行与统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页。

[10] 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八一三”后上海教育文化机关遭受日军破坏情形调查统计表》，1937年10月2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1] [澳]哈罗德•约翰•廷珀利：《侵华日军暴行录》，马庆平等译，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第111页。

[12] 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中央大学校长呈报该校8月19日、26日先后被炸损失情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5，卷5287。

[1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卷5287。

[14] 马嘶著，《百年冷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生活状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186页。

[15] 梁山等著：《中山大学校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89页。

[16] 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湖南大学被日机轰炸情形及迁校舍建筑、复原等问题的文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5，卷5322。

[17]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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