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轮船招商局资金流失的原因

公学及达成馆，招商局又岁捐六万两。”[17] 李鸿章等官僚也理应得到招商局的非正式的“报效”，李鸿章“保护这些公司不受官府过分的压榨，而且多次及时地和异乎寻常地拿官方资金发放贷款，使这些公司得到的好处远远超过了他因增加取得个人收益的机会以及因提供保护而给自己带来的好处。”[18] 李鸿章向招商局提供的保护是值得肯定的，但我们也能看出李在对招商局提供保护的同时，李得到了招商局对他的“报效”。

招商局资金流失的情况是较严重的，导致了招商局的经营规模始终有限，和同期起步、实力相当的日本邮船会社相比，大大的逊色了，招商局从成立到1911年时,始终没有突破29只轮船49 373吨。而日本邮船会社到1911年时达到70只287 078吨。[19]

三

招商局大量的资金流失，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也是比较复杂的，比如：政府因对外大量赔款的压力而对招商局的勒索；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中国几千年来的积弊——腐败；因对外投而获得高额利润的吸引等。这里就招商局企业内部管理机制不健全这一问题，浅述招商局资金流失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1、 轮船招商局内部对经营管理者的监督机制不健全，或者说就没有监督机制。这

是导致资金流失的原因之一。

首先，李鸿章对轮船招商局经营管理者监督不够，轮船招商局属于新式的近代企业，但刘鸿章仍以传统的政府官办企业待之。并非“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而听该商等自立条议，悦服众商”，[20] 并非对轮船招商局管理者进行充分监督。 费正清认为：“李鸿章的官督商办事业也用传统的中国形式作为模式。西方的企业是召开股东会议以选出董事会和全体高级职员，李鸿章的企业则不是这样，而是按照中国的传统方式雇一名经理，畏以差不多绝对的管理大权。所有主并不逐日逐月地加以过问，而是一年一次地和经理一道检查一下业务，这个经理如果不令人满意，也可以把他解雇。李鸿章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期间开办的三大企业为轮船招商局(1872年)、开乎矿务局(1877年)和上海机器织布局(1878年)：它们管理上的特点与一个传统商号的特点是相同的。”[21] 轮船招商局的总办相当经理，权力较大，拥有几乎绝对的管理权，李鸿章每年对其经营成果仅有一次检查，并且在当事人的陪同下进行，近似形式主义。“作为赞助人和保护人的李鸿章在保留他的控制的同时，准许这些商人经理象企业主那样拥有相当大的自由行动权”，“李鸿章本人却很像一个传统商号的老板，一般不干预他们的生意活动”。[22] 李鸿章对新式企业仍以旧的官府对企业的管理模式，很显然把官府的腐败带进了企业，形成“一言堂”的局面，李鸿章对经营管理者的生意活动不干涉，也就意味着李对其经营的运作、资金的流动不过问，或者重视不够，这就为招商局资金的挪用提供了温床。梁启超对此也有过批评，他说：“李鸿章所办商务亦无一成效，可观者无他，官督商办一语累之而已。——即使所用得人，而代大匠断者，固未有不伤其手矣。况乃奸吏舞文，视为利蔽，凭挟孤威，把持局务，其已人股者安得不寒心，其未来者安得不裹足耶！”[23] 李鸿章用人是否得当另当别论，至少我们可看出所用之人在李的狐威下独揽大权是肯定的，徇私舞弊也应属实情，这就难免资金有不正当的流动，李鸿章对盛宣怀非常的“赏识”，继朱、唐之后做了轮船招商局的总办，“盛宣怀出身于官宦之家，本人也被培训成为一名官员。他是李鸿章幕府的—员，几乎在1873年轮船招商局开办时就被委派在该局任职。1882年他虽然表面上已离开招商局去经管天津电报局(它也是一个官督商办的企业)，但是盛宣怀在财政经营上的才能使李鸿章合乎情理地挑选他做徐润和唐景星（唐廷枢）的继任者。有了盛宣怀当督办，李鸿章就能够更周密地执行官方的监督权了。盛宣怀不仅容忍了在唐景星任总办时业已存在的严重裙带风以及滥用公司资金的弊病，并且还加剧了那些陋习，以及引进了更多的官僚主义经营方式。”[24] 李鸿章选择盛宣怀做总办，是为了更好地控制轮船招商局，而盛宣怀当了总办后，轮船招商局内的“裙带风”、“滥用公司资金”、“官僚主义”等弊病更甚于徐、唐。可见，李鸿章对其不但监督甚少，而且有纵容之嫌。这就使盛宣怀在满足李鸿章的要求后，招商局资金流失成为可能。

其次，股东对企业的经营管理者没有任何的监督权。在轮船招商局里，股东对总办不存在监督，或者说在本职外不存在任何的监督，股东对总办没有过多的异议，股东把自己的资金交于唐廷枢，全是凭着对唐的信任和忠心，唐以自己的威望和社会地位获得股东的支持，筹到股东的资本，在股东的思想意识里，唐给了他们提供了资本生值的机会。费正清说：“这些早期的大多数股东并不对他们无权管理的情况提出疑问。象唐景星（唐廷枢）这样的商人经理比较容易筹集商人资本，这说明这些股东的投资完全是出于对经理的忠心和信任。至于这种信任是否有保证，那是另一回事。”[25] 可见，唐等人在没有监督情况之下，对轮船招商局的资金使用几乎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这不免就助长了企业经营管理者滥用资金的歪风邪气。

2、 所有权和经营权不统一是招商局资金流失的重要原因。

招商局的股本是商人集资而来，自负盈亏，虽有官款，实属招商局借代，偿付官府利息，官府没有任何的股份，招商局的所有权理应归属股东，企业的经营管理权也应由股东选举的董事会所有，其实非然。招商局的经营管理者虽拥有该局的股份，但并非由股东通过董事会选举，而是由李鸿章扎委，直接任命，是官府在招商局中的代表，代表着政府的意志，并不对股东负责，这是招商局资金脱离生产轨道的重要原因。

首先，总办或督办由政府任命，并非由董事会选举产生。招商局的章程里规定：“各分局商董由选举产生，每一百股举一商董，于众董中推一总董……以三年为一期，期满之日，公议或请留，或另举”，[26] “商董”是在招商局中拥有100或100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团体公选代表，总董是企业中的最高管理者，招商局的章程规定了股东有选举总董、商董的权利，并且对其有继续任用和解雇的权利，其实并非如此，1883年李鸿章在招商局的“用人章程”里明确批示：“专派大员一人，认真督办，用人、理人则悉听调度”，“会办二四人，应有督办察度商情，秉公保荐”。[27] 可见，股东不但没有任用企业的最高管理者的权利，而且连会办也是由督办保荐。“盖国家所宜与商民公之者利，所不能听商民专之者权”[28] 利益可同国家分享，但经营管理大权不能授予他们。正如郑观应所说：“招商局乃官督商办，各总、会、帮办俱有北洋大臣扎委”。“官督商办之局，劝操在上”[29] 在招商局最高管理者的任命权上，股东失去了应有的特权，总办或督办就不会直接服务于股东，他们是由政府任命，对政府负责，不对股东负责，招商局经营及运作的情况，体现了政府的最大利益。论文参考。1891年招商局对上海机器织布局投资，“奉北洋大臣李(鸿章)饬，在备记项下提银10万两附入机器织布局”。1894年的户部借款，是因“中日战争军费浩大，户部向商局借库平银37.5万两，合规银41.1万两”。1896年盛宣怀“奉命招集商股兴办中国通商银行入股80万”[30]。论文参考。大量的资金流失，直接损害了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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