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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轮船招商局资金流失的原因

时间:2011-04-23  作者:秩名

论文导读:轮船招商局的资金包括轮船招商局的股本、官府垫款、各种借款(钱庄、外国洋行、私人借款)、该局的利润等。另一部分是流失的资金。李鸿章就能够更周密地执行官方的监督权了。2、 所有权和经营权不统一是招商局资金流失的重要原因。企业的经营管理权也应由股东选举的董事会所有。
关键词:轮船招商局,流失,监督权,所有权,经营管理权
 

轮船招商局的资金包括轮船招商局的股本、官府垫款、各种借款(钱庄、外国洋行、私人借款)、该局的利润等,这些资金又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运转在轮船招商局生产及与该局生产相关的轨道上,其中包括股东的股息(1895年后分为官利、余利)、偿付官府的官款及利息、经营者的花红、政府官员的报效(1899年正式规定下来)、经营经费、该局的积累及其他资金;另一部分是流失的资金,其中包括轮船招商局对外投资、政府借代、该局经营者的个人挪用及非正式的报效。

有关轮船招商局资金流失的情况史学界有不少的论述,在《论清季轮船招商局的资金外流》[1]一文中,朱荫贵先生认为有两种途径:一是对外的投资和借代;二是向政府的报效及变向的报效,而在论其原因时仅详述了政府对招商局的勒索,企业内部管理混乱的原因只是一笔代过。王小霞的《晚清洋务运动“官督商办”制度的探论》[2]、李春梅的《从轮船招商局看近代股份制兴起》[3]、张勤的《淮系集团与轮船招商局的创办》、翼满红和燕红忠的《近代早期企业的治理特制》[4]等文章,都针对性地论述了招商局资金脱离生产轨道的原因,但不够深刻和具体,针对这些问题,本文从企业内部的管理机制详尽浅论轮船招商局的资金流失的原因,以待大家指正。

轮船招商局从1868年开始酝酿,着手筹建于1872年5月,7月拟出招商局章程,大悉在于“官商合办,以广招徕”。不久再次申明:“所有盈亏,全归商人,与官无涉”[5] 1872年(同治11年)12月,一切准备工作基本就绪,李鸿章于12月23日向清政府奏呈《试办招商轮船折》,三天后,获同治皇帝批准,轮船招商局遂告开业。我们从两次申明中,可看出李鸿章本想把轮船招商局“官商合办”,但后来又不愿承担风险,可见,轮船招商局没有往“官商合办”的方向发展,后来的事实证明,轮船招商局逐渐形成了“官督商办”经营模式,即“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而听侯商董自立条议,悦服众商”,[6] 股东自负盈亏。

轮船招商局从1873年1月17(同治11年12月19)日)成立到1911年,三易总办,先有朱其昂(1873年1月到1873年6月),后有唐廷枢(1873年6月到1884年)、盛宣怀(1885年到1911年)相继任总办。朱其昂任总办阶段,轮船招商局处于刚创业的艰难时期,“朱其昂多方奔走,也只募得沙船商郁熙绳现银一万两。除此之外,招商局当时还拥有的就是上海商人虽已认购,但却未交现银的股金10万余两”[7] 唐廷枢任总办阶段,是轮船招商局持续发展时期,《申报》对此做出评论:招商局“近殊盛旺,大异初创之时,上海银主多欲附入股份者”,[8] “招商局从1891年起还清了全部官款,到1895年又全部还清了汇丰银行的借款和历年镑价亏耗,该局资本总额虽有所减少,但自有资本在资本总额中占的比例得到了提高。”[9] 盛宣怀任总办阶段,是轮船招商局有盛转衰的过程,我们从表1中可看出:虽然轮船招商局1885——1911年间的利润高于1886——1893年间,但是盛宣怀在主持轮船招商局的前6年(1885——1911)中该局不仅没有积累,反而亏损了近48万两,

表11873——1911年轮船招商局的利润分配情况表[10] 单位:两

 

 

 

利 润 股 息 利 息 其 它 积 累
1873—1884 2927340 970834 1781191 159752 15563
所占比例 % 100 33.16 60.85 5. 46 0. 53

 

 

利 润 股 息 利 息 其 它 积 累
1886--1893 3109661 1480000 525159 153304 951198
所占比例 % 100 47.59 16. 89 4. 93 30.59

 

 

利 润 官 利 余 利 花 红 报 效 亏 损
1895--1911 8059705 5480000 1591046 375306 1070901 457551
所占比例 % 100 67.99 19.74 4.66 13. 29 5.68

资料来源:根据轮船招商局第1——38届帐略.《招商局史》第90 .187 .243叶数据制成。

轮船招商局从1873——1911年28年间,出现过多起资金脱离生产轨道的事件。

首先,经营者的个人挪用,轮船招商局开办初期,唐廷枢个人挪用7万余两,许润2万余两,“在开创初期,‘招商局本无委员,亦无薪水’,各种司事人员的报酬除结账时分给一定数量的股息花红外,另有主管人员视经营情况及个人业绩随意支付,其他开支也比较混乱。‘账目之弊,失之太浑,不外回柱,有帐无实,而每年结帐又徒务虚名,纷纷划低,究难取信,患在公私混乱,挪欠自如。’按照有关规定,局员‘有挪欠者立即撤退’,但唐廷枢欠公款7万余两,徐润也挪欠2万余两,均无现款归还,他们或以低价股票作抵,或将局产押给洋行擅抵私欠。”[11] 徐润在1883年上海发生金融危机前,徐润进行个人房地产投资,挪用公款达16.2万余两,“徐润长期挪用局款进行地产投机,1883年因上海发生金融危机,徐润宣布破产,亏欠局款达16.2万余两。”[12]

表2 晚清招商局1882——1911年对外投资、借款统计表[13] 单位:银两

 

年代 投资、借代项目 金额

 

 

备注
1882年(光绪8年) 安徽荆门煤矿投资 开平煤局投资 60 900 210 000

 

 

1883年(光绪9年) 借给朝鲜国助其开埠通商 250 000 1909年朝鲜还清最后欠款230 000
1885年(光绪11年) 安徽贵池煤矿借款 230 000 1888年结清
1888年(光绪14年) 台湾商务局投资 20 000

 

 

1891年(光绪17年) 上海机器织布局投资 100 000

 

 

1894年(光绪20年) 户部向招商局借款 411 000 1903年结清
1896年(光绪22年) 中国通商银行投资 800 000

 

 

1897年(光绪23年) 上海华盛纺织局投资 320 000 1893年由仁济和保险公司帐上拨付,本年从帐上拨还
1898年(光绪24年) 湖北铁厂投资 100 000

 

 

1899年(光绪25年) 萍乡煤矿投资 100 000

 

 

1901年(光绪27年) 湖北铁厂投资

 

萍乡煤矿投资

(174 000)

 

(64 400)

总投资数增为 274 000 总投资数增为 164 400
1902年(光绪28年) 萍矿铁厂垫款 469 000

 

 

1903年(光绪29年) 萍乡煤矿投资 招商内河小轮公司投资 大德榨油公司投资 70 000 50 000

 

5 000

 

 

1906年(光绪32年) 萍乡煤矿投资 217 000 总投资数增为 381 400
1907年(光绪33年) 湖北铁厂投资

 

江苏铁路投资 浙江铁路投资 粤汉铁路投资

(186 000)

 

2 372.5 740 679.3

总投资数增为 460 000
1909年(宣统元年) 汉冶萍厂矿公司投资 (177 600) 由湖北铁厂、萍乡煤矿合并组成、总投资数增为1 019 000
1911年(宣统三年) 沪军都督借款 402 000

 

 

总 计 24项 4 420 691.8

 

 

资料来源:根据《清查整理招商局委员会报告书》下册载各年帐略。《交通史航政编》第一册第315-316页“各项投资”,招商局档案和《邮传部第一、二次统计表》“轮船招商局收支佘利及提存各款表,(上)等编制而成。

其次,经营管理者利用招商局资金对外的投资和借代,从1882年至1911年30年间,招商局的经营管理者利用该局资金对外投资、借代达24项,最多的一年达4项,总额442万余两,已超过招商局400万两资本总额42万余两,平均一年外流近15万两。详情见表2:

对资金缺乏的轮船招商局来说,“投资范围过广,数额过大,战线过长,远远超过了自身的承受能力。”[14] 使轮船招商局的日子更不好过,导致了“局款如洗,异常支绌”,“现银竭蹶,不能复添置新船的境况,”[15] 影响了该局的发展,并且该局对外的投资项目除了开平煤矿外,很少有获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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