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导读:轮船招商局的资金包括轮船招商局的股本、官府垫款、各种借款(钱庄、外国洋行、私人借款)、该局的利润等。另一部分是流失的资金。李鸿章就能够更周密地执行官方的监督权了。2、 所有权和经营权不统一是招商局资金流失的重要原因。企业的经营管理权也应由股东选举的董事会所有。
关键词:轮船招商局,流失,监督权,所有权,经营管理权
轮船招商局的资金包括轮船招商局的股本、官府垫款、各种借款(钱庄、外国洋行、私人借款)、该局的利润等,这些资金又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运转在轮船招商局生产及与该局生产相关的轨道上,其中包括股东的股息(1895年后分为官利、余利)、偿付官府的官款及利息、经营者的花红、政府官员的报效(1899年正式规定下来)、经营经费、该局的积累及其他资金;另一部分是流失的资金,其中包括轮船招商局对外投资、政府借代、该局经营者的个人挪用及非正式的报效。
有关轮船招商局资金流失的情况史学界有不少的论述,在《论清季轮船招商局的资金外流》[1]一文中,朱荫贵先生认为有两种途径:一是对外的投资和借代;二是向政府的报效及变向的报效,而在论其原因时仅详述了政府对招商局的勒索,企业内部管理混乱的原因只是一笔代过。王小霞的《晚清洋务运动“官督商办”制度的探论》[2]、李春梅的《从轮船招商局看近代股份制兴起》[3]、张勤的《淮系集团与轮船招商局的创办》、翼满红和燕红忠的《近代早期企业的治理特制》[4]等文章,都针对性地论述了招商局资金脱离生产轨道的原因,但不够深刻和具体,针对这些问题,本文从企业内部的管理机制详尽浅论轮船招商局的资金流失的原因,以待大家指正。
一
轮船招商局从1868年开始酝酿,着手筹建于1872年5月,7月拟出招商局章程,大悉在于“官商合办,以广招徕”。不久再次申明:“所有盈亏,全归商人,与官无涉”[5] 1872年(同治11年)12月,一切准备工作基本就绪,李鸿章于12月23日向清政府奏呈《试办招商轮船折》,三天后,获同治皇帝批准,轮船招商局遂告开业。我们从两次申明中,可看出李鸿章本想把轮船招商局“官商合办”,但后来又不愿承担风险,可见,轮船招商局没有往“官商合办”的方向发展,后来的事实证明,轮船招商局逐渐形成了“官督商办”经营模式,即“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而听侯商董自立条议,悦服众商”,[6] 股东自负盈亏。
轮船招商局从1873年1月17(同治11年12月19)日)成立到1911年,三易总办,先有朱其昂(1873年1月到1873年6月),后有唐廷枢(1873年6月到1884年)、盛宣怀(1885年到1911年)相继任总办。朱其昂任总办阶段,轮船招商局处于刚创业的艰难时期,“朱其昂多方奔走,也只募得沙船商郁熙绳现银一万两。除此之外,招商局当时还拥有的就是上海商人虽已认购,但却未交现银的股金10万余两”[7] 唐廷枢任总办阶段,是轮船招商局持续发展时期,《申报》对此做出评论:招商局“近殊盛旺,大异初创之时,上海银主多欲附入股份者”,[8] “招商局从1891年起还清了全部官款,到1895年又全部还清了汇丰银行的借款和历年镑价亏耗,该局资本总额虽有所减少,但自有资本在资本总额中占的比例得到了提高。”[9] 盛宣怀任总办阶段,是轮船招商局有盛转衰的过程,我们从表1中可看出:虽然轮船招商局1885——1911年间的利润高于1886——1893年间,但是盛宣怀在主持轮船招商局的前6年(1885——1911)中该局不仅没有积累,反而亏损了近48万两,
表11873——1911年轮船招商局的利润分配情况表[10] 单位: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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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润 |
股 息 |
利 息 |
其 它 |
积 累 |
1873—1884 |
2927340 |
970834 |
1781191 |
159752 |
15563 |
所占比例 % |
100 |
33.16 |
60.85 |
5. 46 |
0. 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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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润 |
股 息 |
利 息 |
其 它 |
积 累 |
1886--1893 |
3109661 |
1480000 |
525159 |
153304 |
951198 |
所占比例 % |
100 |
47.59 |
16. 89 |
4. 93 |
30.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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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润 |
官 利 |
余 利 |
花 红 |
报 效 |
亏 损 |
1895--1911 |
8059705 |
5480000 |
1591046 |
375306 |
1070901 |
457551 |
所占比例 % |
100 |
67.99 |
19.74 |
4.66 |
13. 29 |
5.68 |
资料来源:根据轮船招商局第1——38届帐略.《招商局史》第90 .187 .243叶数据制成。
二
轮船招商局从1873——1911年28年间,出现过多起资金脱离生产轨道的事件。
首先,经营者的个人挪用,轮船招商局开办初期,唐廷枢个人挪用7万余两,许润2万余两,“在开创初期,‘招商局本无委员,亦无薪水’,各种司事人员的报酬除结账时分给一定数量的股息花红外,另有主管人员视经营情况及个人业绩随意支付,其他开支也比较混乱。‘账目之弊,失之太浑,不外回柱,有帐无实,而每年结帐又徒务虚名,纷纷划低,究难取信,患在公私混乱,挪欠自如。’按照有关规定,局员‘有挪欠者立即撤退’,但唐廷枢欠公款7万余两,徐润也挪欠2万余两,均无现款归还,他们或以低价股票作抵,或将局产押给洋行擅抵私欠。”[11] 徐润在1883年上海发生金融危机前,徐润进行个人房地产投资,挪用公款达16.2万余两,“徐润长期挪用局款进行地产投机,1883年因上海发生金融危机,徐润宣布破产,亏欠局款达16.2万余两。”[12]
表2 晚清招商局1882——1911年对外投资、借款统计表[13] 单位:银两
年代 |
投资、借代项目 |
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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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
1882年(光绪8年) |
安徽荆门煤矿投资 开平煤局投资 |
60 900 210 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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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3年(光绪9年) |
借给朝鲜国助其开埠通商 |
250 000 |
1909年朝鲜还清最后欠款230 000 |
1885年(光绪11年) |
安徽贵池煤矿借款 |
230 000 |
1888年结清 |
1888年(光绪14年) |
台湾商务局投资 |
20 000 |
|
1891年(光绪17年) |
上海机器织布局投资 |
100 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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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光绪20年) |
户部向招商局借款 |
411 000 |
1903年结清 |
1896年(光绪22年) |
中国通商银行投资 |
800 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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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光绪23年) |
上海华盛纺织局投资 |
320 000 |
1893年由仁济和保险公司帐上拨付,本年从帐上拨还 |
1898年(光绪24年) |
湖北铁厂投资 |
100 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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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光绪25年) |
萍乡煤矿投资 |
100 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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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光绪27年) |
湖北铁厂投资
萍乡煤矿投资
|
(174 000)
(64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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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投资数增为 274 000 总投资数增为 164 400 |
1902年(光绪28年) |
萍矿铁厂垫款 |
469 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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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光绪29年) |
萍乡煤矿投资 招商内河小轮公司投资 大德榨油公司投资 |
70 000 50 000
5 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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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光绪32年) |
萍乡煤矿投资 |
217 000 |
总投资数增为 381 400 |
1907年(光绪33年) |
湖北铁厂投资
江苏铁路投资 浙江铁路投资 粤汉铁路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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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 000)
2 372.5 740 6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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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投资数增为 460 000 |
1909年(宣统元年) |
汉冶萍厂矿公司投资 |
(177 600) |
由湖北铁厂、萍乡煤矿合并组成、总投资数增为1 019 000 |
1911年(宣统三年) |
沪军都督借款 |
402 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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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计 |
24项 |
4 420 69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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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清查整理招商局委员会报告书》下册载各年帐略。《交通史航政编》第一册第315-316页“各项投资”,招商局档案和《邮传部第一、二次统计表》“轮船招商局收支佘利及提存各款表,(上)等编制而成。
其次,经营管理者利用招商局资金对外的投资和借代,从1882年至1911年30年间,招商局的经营管理者利用该局资金对外投资、借代达24项,最多的一年达4项,总额442万余两,已超过招商局400万两资本总额42万余两,平均一年外流近15万两。详情见表2:
对资金缺乏的轮船招商局来说,“投资范围过广,数额过大,战线过长,远远超过了自身的承受能力。”[14] 使轮船招商局的日子更不好过,导致了“局款如洗,异常支绌”,“现银竭蹶,不能复添置新船的境况,”[15] 影响了该局的发展,并且该局对外的投资项目除了开平煤矿外,很少有获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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