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具体而言：
第一，改变过于倚重房地产的经济结构。2009年为了遏制金融海啸余波的蔓延，中国采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直接催生了房产的异常火爆。但过分依赖房地产对经济的拉动也成为我国经济结构最不合理的部分。房地产业相对IT、生物制药等行业，技术含量低，对国力增强的综合推动作用有限；而且这一行业的兴盛是以资源损耗为代价的，因为土地是越用越少的资源。国家的实力提升，不可能靠房地产业暴利来实现。因此，我们必须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有计划有步骤地使房地产业退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序列。
第二，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我国现行的地方税体系呈现税种小而多、税源分散、涉及面广、收入零星的局面，缺少“站得住”的主体税种。另一方面，与世界大多数国家相比，中国把更多的责任下放给了省以下的地方政府，中国财政支出的65%由这些地方政府承担，地方政府所拥有的权利和承担的责任不对等。）因此，要提升政策效力，实现政策目标，就必须加强中央与地方的利益整合，协调双方利益关系，实现利益均衡。一方面，要合理配置税种，明确划分各级政府的财权，另一方面，加强地方税体系建设，培育地方财源新的增长点。此外，还要逐步建立规范、高效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第三、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政绩考核标准。由于传统的绩效考核标准和办法存在许多弊端，如政绩考核以GDP增长为重要指标甚至唯一指标，导致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在贯彻落实中央政府的各项政策措施时打了折扣。因此，一方面，上级政府要强化责任（事故）追究制度，
使各级决策者在行使公共权利时，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为了国家，为了未来，科学发展。
另一方面，改革政绩考核标准，允许一些地区GDP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同时，完善地方政府利益约束机制，如尽快出台《土地出让金管理办法》，使土地出让金的支出有法可依。
第四，加快收入分配改革。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居民收入大幅增长，但分配失衡的问题也日益凸显。数据显示，内地基尼系数已激增至0.48，大大超出0.4的警戒线。收入差距过大，在目前我国缺乏多样化投资工具的背景下，导致大量资金炒股炒楼，最典型的如温州炒房团。因此，要让商品房回归消费属性的本质，一方面我们要扩大居民投资渠道；另一方面，要尽快启动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只有使调控和改革相结合，在定期的调控之下，进行金融、税收、土地、财政、收入分配等方面的长效改革，同时实现地方政府转型，中国房地产市场才能真正“健康”。
第五，改革现行的房地产开发模式，实行多轨制的开发与建设。应打破只有房产商开发房地产的格局，走房产商开发、政府开发、单位集资建房等多种途径。比如可以采取“政府出地，房产开发商建房”的办法，由政府提供成熟土地，按“代建制”即建设主体招投标的模式实施各类房屋的建设，房产商只能买卖地上建筑部分的房屋，地皮部分则以税收或租金方式由政府根据地价增值情况逐年累进或分年限向房屋购买者征收。还应改革现行的单一的供地制度，按使用方向实行有条件的土地“招拍挂”，如解决普通居民自住用房的“三限”土地招标（限房价、限地价、限户型）等。
第六，把改善民生与调整房地产供应结构紧密结合，努力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有资料显示，我国香港地区、新加坡的保障性住房比例分别达到了50％和84％。我们有必要学习借鉴它们的经验，积极推进保障性住房的大规模建设，进而大幅度增加保障性住房比例。同时要加快制订、完善全国统一的保障性住房配售条件、流转、管理等的法律和制度规范，严格依法管理，杜绝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等腐败问题，杜绝保障性住房的完全市场化开发和商业化投资炒作。
参考文献
1 刘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对房地产市场作用》,上海房地,2009年第9期。
2 巴曙松:《物业税不可能解决房地产问题》,沪港经济,2010年第3期。
3 郑永年:《要预防房地产泡沫转化为社会泡沫》,中国发展观察,2010年第4期。
4 丁任重:《中国房地产业的调控效应与走势分析》,经济学家,2010年第5期。
5 周伟林:《中国地方政府经济行为分析》,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6 楼继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完善公共财政体制》中国投资,2005年第8期。 3/3 首页 上一页 1 2 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