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因如此，大股东或者控股股东利用其地位优势控制股东会，也即控制了公司意志，使公司与股东人格混同，在这种情况下，才有了适用“公司人格否认”的现实基础。此时，“揭开公司面纱”对一人公司的人格混同作出了风险规制和保障第三人的制度。但我们通常所指的人格混同都是“名为公司实为股东”时的情形。但既然股东与公司二者人格混同为一体，也就可能出现“名为股东实为公司”之情形，在实际中可表现为股东与第三人交易是否约束公司的问题，笔者将此种情况称为人格逆向混同。
如笔者遇到的一个案例：A公司作为唯一股东出资成立了B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并取得了工商登记，A、B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不同。B公司成立后与C公司签订了一项目合作合同，后A公司与C公司对该项目以自己的名义和C公司签订了两份补充协议，约定履行中B公司和C公司的一些具体事项。现在合同履行中C公司要求B公司按照补充协议履行合同，B公司则以补充协议是A公司所签，应由A公司承担，对其无效为由拒绝按补充协议履行。遂诉至人民法院。
本案焦点在于一人公司的股东与他人签订的合同是否对一人公司发生效力，即当股东与公司人格逆向混同时能否倒过来揭开两者之间的面纱，由盖着面纱的公司来承担股东的行为后果呢。对此，《公司法》及其他法律法规并无明确规定，我们可以通过一人股东与其公司人格意志的关系以及“揭开公司面纱”的法理基础来分析。
对于一人公司来说，其只有一个自然人或法人股东，不设股东会，公司的意志机关就是这唯一的股东，一人股东的决议即为公司股东会议的决议，对公司有约束力。公司的意志根本无法脱离该股东而独立存在，可以说公司的意志和个人的意志经常是重叠的。新《公司法》第62条特别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不设股东会，股东作出决定时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并由股东签字后置备于公司”，其目的就是将这些重要决定予以公示，以便于交易相对人查询、辨别。
股东签字备案的决定当然代表了公司意志，如果股东以自己名义对外性外同时也签字备案置于公司，那该行为实为公司人格所作，对公司有效，第三人应向公司要求履行。但现实中股东往往因种种原因并未严格遵照履行这一规定，股东对交易方作出的意思表示，就具有两种不同人格的意思表示的可能。对此，不能简单的认为因为股东没有按照62条的规定就认为该意思只是股东个人人格而非公司人格所作，应结合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法理基础和本质来看。
我国学界一般认为，公司人格否定的法理基础为诚实守信原则、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公平正义原则和公序良俗原则等民商法的基本法律准则。[④]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本质正是“通过利益衡量的方法对因公司法人格被滥用而失衡的利益体系进行调整，以维护公司法人制度的公平、正义之价值目标的实现”[⑤]。“人格否认”一词的终极意义在于视股东与公司为一体，让两者对债权人共同承担责任，使因股东权利滥用所致债权人的损失得以赔偿或补偿，法律所追求的直接目的应该是恢复矫正或恢复失衡的利益关系。
因此，从“揭开公司面纱”的逆向来思考，当股东与公司发生人格混同时，如果债权人主张，也可以让公司履行或承担其面纱背后的控制股东所应履行或承担的义务和责任。也就说，不论是是公司与股东人格顺向的混同还是逆向的混同，都应该将被面纱所遮盖的公司与股东都放在这种利益矫正机制下，判断此时到底表示的是哪一个人格的意志，再来判断由谁向第三人承担法律后果。
四、一人公司股东以其名义签订的合同对公司的效力
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理，合同仅对其合同主体发生效力。但是当其主体可能与其他人的人格混同时，为了矫正失衡的利益，其事后救济方式可能会突破合同的相对性。表现代理、隐名代理以及“揭开公司面纱”等都体现了这种立法与实践的精神。依循上述法理与逻辑，我们可以判断一人公司股东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签订的合同对该一人公司是否有效力。根据所签合同具体情况，可分为无效与有效两种情形：
（一）一人公司股东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签订合同，内容为非公司事务或者是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此时，尽管该一人股东可作为是公司意思机关，但其行为表现出其在签订合同时并非是以公司意思机关的身份行事。根据合同的相对性，此行为的后果应由股东自身承担，该合同对一人公司不发生效力，一人公司不受其约束，不必履行该合同。当然，此时若股东无法履行，第三人追究股东自身的责任，若股东不足以承担的，第三人可以向法院主张通过执行其对一人公司股权的价值来补偿其利益损失。在实务中还可表现为关联交易、或恶意逃债等，也为法律所规制，相对人可行使撤销权等予以救济。
（二）一人公司股东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签订合同，内容是为公司事务、或者为公司的利益、或事实上公司已经履行或享有利益。
1、如果股东为自然人，该合同对一人公司发生效力。若该股东也是一人公司法定代表人时，根据《民法通则》第43条“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第三人可直接要求公司履行。 2/3 首页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