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另一方面，从农业生产所用肥料来看，人们长期关注的主要是氮肥、磷肥、钾肥等矿质肥料的使用，强调植物“矿质营养”氮、磷、钾三元素的平衡，忽视碳、氧、氢三大营养元素相互作用的原理。其实根据化学肥料研究，二氧化碳完全可以大规模用作“碳基肥料”，改善植物仅靠自然界无法获得的碳、氢、氧元素的问题，或者通过合理搭配碳、氢、氧的投入，以实现尽可能高的种植效果。也正是出于此，联合国将农业作为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解决方法之一，批准了首个农业清洁发展机制（CDM）方法的大规模应用。同时，国内许多相关科研人员也逐渐重视农业在控制二氧化碳排放方面的作用，积极提倡发展低碳农业。而刘长有、卓泽凡等陕西农业专家则在2000年就开始进行“碳基肥料”方面的试验，并于近年完成了试验阶段的任务。
六．
六．日本模式：比美国模式更适合中国
“低碳经济”概念的提出对全球经济和产业布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世界许多国家为了占领新一轮经济发展制高点而部署和制定了相关战略及规划。最具代表性的就属美国和日本，它们呈现出两种不同推广模式。
美国参议院于2007年7月提出《低碳经济法案》，奥巴马政府又相继推出了新能源战略，将低碳经济视为走出金融危机以及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目前，美国以开发新能源为主，配以节能增效、应对气候变化等方案，旨在实现增加就业、加快经济复苏的短期目标和实现石油等不可再生能源替代的长期目标。相应地，美国政府于2009年增加了新能源领域的投资，提出“美国复兴和再投资计划”和《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计划到2012年，使新能源发电能够占到总能源发电的10%，2025年则进一步提高到25%中国论文网。并在2025年之前，再投资900亿美元用于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和开发可再生能源，主要包括高效电池、智能电网、碳储存和碳捕获、可再生能源如风能和太阳能以及汽车节能等方面。同年，《2009年美国绿色能源与安全保障法案》也公布于世。虽然该法案规定了美国温室气体的减排进度，但仍与哥本哈根气候谈判中众多国家的观点不同。而主要从确保产业国际竞争力，绿色就业机会和劳动者转型，出口低碳技术和应对气候变化四方面提出向低碳经济转型的法律框架。不难看出，美国发展低碳经济的立足点之一就是要建立新的经济增长点，并通过低碳经济领域的大量投资循环经济，发展绿色产业，刺激经济，增加就业岗位，在占据世界新能源产业领先地位的同时，解决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不振问题。
相比之下，日本低碳经济的发展则是在更广泛的视角下展开。从1979年的《节约能源法》到后来的《关于促进利用再生资源的法律、合理用能及再生资源利用法》、《废弃物处理法》、《化学物质排出管理促进法》、《2010年能源供应和需求的长期展望》，日本形成了相对完善的法律体系，主推政府主导型的低碳社会建立和涉及整个经济社会的节能减排计划。其中，低碳社会的建立主要包括三层含义：第一，构建一个新的社会体系，使社会各界都认识到地球的重要性和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的不可替代性，摒弃过去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和大量废弃的传统思想；第二，增加生存的危机感，鼓励富足而简朴的生活方式，提倡可持续的生活幸福感，并要求生产部门根据消费者的习惯进行相应调整；第三，保护森林、海洋等碳汇资源，开发节能环保技术，应对全球气候恶化问题，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此外，日本环境省设立的全球环境研究基金还制定“面向2050年的日本低碳社会情景”研究计划，集合中外企事业和相关科研院所专门人才探讨具体的情景和路线图，以及技术创新、制度变革和生活方式转变的促进政策。2006年的《新国家能源战略》更是通过强制性的法律手段全面推动各项节能减排措施的执行。在这样的导向下，日本企业牢牢掌握着节能减排的先进技术，也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例如，日本节能电器产品绝大部分空调的耗电量已降到10年前的30%到50%。
与美国不同，日本低碳经济的发展更注重节能减排，从企业到居民，这种思想被严格的贯彻到经济生产活动中去。我国人口众多，经过多年承担“世界工厂”的职责，虽然连续多年保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为此我们也付出了巨大的资源环境代价。而这种环境威胁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行为尚存，社会舆论宣传不够，百姓自我保护意识较差，法律制度不健全等原因，无法形成对企业较强的约束，进而没有改变资源环境破坏总体局面。目前循环经济，单从产业结构转换、能源结构转换、消费结构转换任何一方入手，都不可能使低碳经济发展情势有质的飞跃。虽然我国与美国一样，被公认成为“大国”，经济发展的许多领域也借鉴了美国经验，但在推广低碳经济方面，我国面临的任务更重、更为紧迫，更应该推行类似日本模式的复合式低碳发展战略，进行周密的计划和安排，集合社会各方力量。在解决资源环境问题的同时，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建设和小康社会的实现。
七．
法律政策制定及其执行：相比低碳经济的理论研究更落后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
低碳经济（Low-carbon Economy）一词最先见于英国贸工部2003年发表的白皮书《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低碳经济理论实践和理论研究也不足10年。在这一领域，我国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不大，在个别领域，甚至还处于领先地位。但低碳经济根本的关注的是资源环境问题，而我国资源环境的市场化进程较晚，资源和环境作为生产要素的定价系统更是十分不完善，相应在资源节约、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及其执行方面，存在许多问题，其中执行环节尤甚。
例如，在垃圾回收处理方面，我国一直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易于回收处理的垃圾，主要是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进行，由零散的个体回收人员完成。这也是终端消费者最为常见的垃圾回收处理方法。但由于“条”、“快”分割、行政干预以及技术水平和管理落后等原因，只有较少部分的有用垃圾被回收；二是经济效益差、技术要求高和风险大的领域，由政府或行政事业单位负责，主要执行补贴机制。不过，在垃圾回收体系设计不完善、指标设置不全面、监督体系不健全、经济增长仍很重要的阶段，就产生了大量垃圾回收企业虚报瞒报问题。北京一家垃圾填埋场就采取垃圾清运车重复称量的方法，使其上报的日接受垃圾量比实际数字多50％，获得政府更多的补贴。这也是不少资本进入这一领域的原因之一中国论文网。
另一方面，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一般都会对垃圾进行详细的分类，对企业生产产生的副产品也有明确的指标规定，相关法律政策较成体系，执行也彻底。而我国垃圾回收利用领域的法律政策则存在不科学、不严密的问题，往往造成适得其反的效果，留有巨大不法牟利的空间。例如，焚烧垃圾已是许多国家逐渐淘汰的手段之一，我国则由于焚烧厂可以发电循环经济，进入电网后政府会提供大量的补贴，反而助长了各地的焚烧项目。更有甚者，出于无法达到发电能力要求的原因，在垃圾焚烧中大量参煤，以骗取国家的电价补贴。这不仅无谓的消耗了许多能源，还产生了大量的二氧化碳。
发展低碳经济的思路有很多，但依靠核心却是企业和居民，特别是前者。而道路通常有两条：一是靠法律的强制和约束，通过有关资源与环境的法律法规的实施和环境标准的执行，从外在约束二氧化碳排放。如明确排放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并辅以应有的生态效益观念；二是靠法律引导下的利益驱动。即通过改变生产要素的价格来减少石化资源和能源的需求，降低环境友好型产品和废弃物二次利用的成本。如政府给予以自身或其他企业废弃物及副产品为原材料进行生产的企业一定的优惠待遇，在节省原有材料使用数量的同时，弥补物质循环可能带来的高成本问题，创造更多的盈利空间，进而形成企业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内在动力。居民则可通过相关税费和罚款的制度设计来改变消费习惯。可以看出，第一种方法使企业不得不去在一定程度上节省资源和保护环境，而第二种方法则是企业主动地、自发地去利用废弃物，避免拖延和规避。
法律强制和经济利益是每一个国家发展低碳经济不可或缺的条件。而要素产权的清晰划分则是改变我国资源环境使用情况的基础之一。因为，只有在产权清晰时，要素的买卖、使用才能实现应有的效率，避免“公地的悲剧”，更会节约市场交易费用，为资源和环境的合理定价创造前提条件。也只有当稀缺的生产要素在价格体系中会变得越来越昂贵时，针对这种要素的高效利用技术和替代要素开发才能迅速的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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