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地缘优势明显
广东是中国的南大门，是中国通往东南亚、大洋洲、中近东和非洲等地区的最近出海口．这种地理位置使它作为中外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之门户的地位始终不曾改变，始终是一个和境外接触非常频繁的地区。从唐宋到19世纪初，广东的对外贸易，一直居全国首位。在明清封建统治者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的时代，广州在很长一段时间是中国唯一的对外港口，其对外贸易额曾一度占当时全国外贸总额的90％。此外，广东海岸线全国最长，海域广阔，沿海岛屿星罗棋布，深水良港众多，也有利于发展远洋航运、海洋经济等。
广东毗邻港澳，祖籍广东的海外华人华侨众多。香港、澳门原是广东行政区的一部分，只是由于近代中国签订屈辱的不平等条约而离开祖国母体。三地地缘相近，人缘相亲，往来密切，唇齿相依。广东是港澳的腹地，港澳是广东走向世界的跳板。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极端封闭的时期，三地每天来往的人数仍成千上万。在港澳居民的总人口中，祖籍广东的大约占90％以上。广东又是著名的侨乡，海外的华人、华侨人数居全国首位。据估算，在改革开放初期，祖籍广东的华侨华人，约有2000万人左右，占全国华侨华人总数的三分之二，分布在世界五大洲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归侨、侨眷约1000万人。华侨、港澳同胞历来爱国爱乡情深，有支援祖国革命和建设的光荣传统。清末以来，港澳就是政党和政治家在广东进行活动的重要据点。辛亥革命，最大的支持者和赞助人就是在海外的广东华侨，孙中山曾赞誉华侨为“革命之母”。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重要历史关头，许多华侨、港澳同胞毁家纾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辉煌业绩。港澳同胞多、华侨华人多、归侨侨眷多，海外关系密切，是广东的一大特点和优势，对广东经济社会的发展影响深远。
改革开放前，中国与世界特别是西方国家基本处于隔绝状态。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对中国的不了解及本能的戒心，西方国家不可能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投资。但华侨华人则不同，由于血缘关系及频繁的民间往来，他们对内地情况比较了解。广大华侨华人心系祖国，情系桑梓，捐资兴办学校、设立医院、修路架桥等社会公益事业，一向有爱国爱家乡的光荣传统。让广东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先行一步，可以有效吸引广东籍的华人华侨对中国的投资与兴趣，后来的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探讨打开国门、与世界接轨的可能和方式上，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一直在苦苦思考：改革开放，得找一个突破口，一个试验场。在这里放开手搞，为全国开个窗口，为大面积改革开放探路子。这个试验万一失败了也不要紧。就那么一块小地方，关系不大。毕竟，改革开放是新事物，大家都缺乏经验，中国这么大，十亿人口，29个省，一刀切不行，一哄而起也不行。后来的实践充分证明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既有战略思路，又有战术考虑，是符合中国客观实际的一条有效发展路径。
（三）具备人和的关键因素
1、广东积极参与真理大讨论，解放人们禁锢已久的思想
人们的观念更新和思想解放，往往会成为社会历史迸程发生重大转折的关键所在。邓小平深刻地指出：“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4]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全国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广东积极参与了这场讨论，开始摆脱长期“左”倾错误思想的严重束缚，为改革开放清除思想障碍。
1978年6月底，广东省委召开四届一次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强调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根本观点和方法。这次会议传达学习了邓小平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批驳“两个凡是”的重要讲话，部署开展以“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为核心的全省整顿作风活动，有力地推动了广东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思想解放运动的展开。
9月，省委常委连续举行学习会，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要求弄清
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努力做好本省各项工作。以这次会议为标志，广东参与讨论的主体开始由省地市县各级领导干部来担当。9月19日，新华社报道了习仲勋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观点的文章，广州的几家报纸转载了这篇文章。广东在真理标准的讨论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广东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对后来广东的改革开放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首先，通过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恢复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人们的思想进一步冲破了“四人帮”设置的禁区和“两个凡是”的束缚，摆脱了长期“左”倾错误思想的严重束缚，从而为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奠定了思想基础。其次，通过大讨论，“讲求科学与民主的作风开始得到恢复与发展，主观主义，生搬硬套，瞎指挥，一刀切，虚假浮夸，强迫命令，以及违反科学的东西，开始得到纠正”，[5]拨乱反正全面展开。其三，通过讨论，实事实是地来思考广东的问题渐成风气。人们逐步认识到，过去的一套体制和做法不行，迫切需要寻找一条新的出路。广大干部群众联系工作重点转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敢想、敢说、敢做，积极开始广东改革开放的探索。
2、平反冤假锗案，理顺社会关系
广东是建国以后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五十年代，由于受到“左”的影响，广东曾发生两次“反地方主义”斗争，包括方方、冯白驹、古大存在内的约2万多名地方干部受到处分和牵连，蒙冤数十载，给广东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江青一伙多次插手广东，搞乱广东。在黄永胜、刘兴元、丁盛等主持省委工作时，搞所谓“两退一插”(退职退休、插队落户)、海外关系“黑六条”和“疏散”，使许多干部在政治上受到歧视、迫害，甚至把侨眷也作为打击对象，制造了许多骇人听闻的冤假错案。显然，这么多人的问题不解决，社会关系不调整，情绪不理顺，工作重点就难以转移，经济建设就难以顺利进行。
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广东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全面复查、妥善处理大批冤假错案和历史积案，落实干部和其他人员政策。习仲勋、杨尚昆“由于他们自己有过多年被监禁的经历，当全国还笼罩着‘文革，的阴影时，他们在‘解放’广东干部方面就起了重要作用。”[6] 1980年11月接任的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也贯彻邓小平、叶剑英等中央领导的指示，按照处理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的原则，落实一项政策，解决一大片问题.
根据广东的实际，全面开展拨乱反正、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平反“文化大革命”时期制造的大批冤假错案。至1981年7月，全省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案件基本复查处理完毕。据统计，“文革”前全省副厅长、副专员以上干部706人，副县长以上干部2461人，除病故者外，基本分配了工作或作了安置。在“文革”中全省被迫“两退一插”被遣送回乡的干部29238人，全部复查完毕。其中恢复工作的28245人，占96．6％。这就为改革开放准备了大批干部。 3/4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