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艺术化的表现方式，蕴含了许多叙事美学的内涵，特别是在今天，大众对电影的追求越来越挑剔，电影在叙事过程中，为了彰显出其特定的风格和魅力往往都采用一些富有艺术化的方式，起到烘托氛围、营造气氛、渲染情节的作用，而这些艺术化的形式又会以一种连贯性的、一致性的方式出现，进而确保整个影片的风格不会变化。
匈牙利贝拉·巴拉兹在《电影美学》一书中指出，“我们把每种艺术的形式上的特征都叫风格。这是电影美学的一种具体表现，艺术家个性方面的特点、它的民族的特点、它的阶级和时代特点都反映在它的艺术作品的形式方面的风格中。”非独贝拉·巴拉兹对电影的艺术风格、美学特质持有此种观点，许多研究电影美学的专家和学者都在强调这些除了技巧以外的东西，在他们看来，技巧就是单纯的讲故事，这样讲出的故事往往是枯燥的，往往还需要在时空安排的方法，镜头与焦点的变化，场景的布置、安排与雕琢等等层面进行深入、细致的刻画。
电影没学的研究焦点侧重于技术主义或者写实主义，但这并不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此处笔者阐释电影美学的特质与系列电影叙事之间的关系，旨在探讨系列电影中对同一风格、同一美学特质的传承和沿袭情况。也就是说，电影在拍续集的时候，其基本的叙事风格是保持一致的。例如在影片《指环王》的若干个续集中，其中关于宏大的场面、人物的语言风格、镜头的转换方式、细节的表达都往往是一脉相承的，这是源于第一部影片在拍摄制作时定下的美学基调，后续的系列片则务必保持了这种基调。
三、作为技巧策略的电影叙事
“叙事”在英文中为“Narrative”，可以直白的解释为“讲故事”，根据《社会科学新词典》中的解释，所谓的“叙事”是指“以散文或诗的形式叙述一个真实的或虚构的事件,或者叙述一连串这样事件”。我们根据传统的观点，电影中的叙事则是通过一条具有连贯性的事件串联起若干个带有渲染性的细节，建构出一种以视觉、心理和听觉三者感官相结合的文本信息的过程。
影视叙事与普通的文学叙事（即狭义上的文学叙事）有所不同，前者需要平衡视觉、听觉、心理三种要素的关系，在统一的中心主题下使信息的载体——影视作品与受众之间产生共鸣和认同。而后者则更多的是将关注的核心置之于文字的表达方式，即语言词汇的运用及场景、细节的描写上。我们可以通俗的将前者描述为“演故事”，而后者描述为“讲故事”，两者的差别就在于“演”和“讲”上。影视叙事由狭义上的文学叙事演进而来，前者比后者更高一等，通过这样的对比之后，我们可以发现，正是影视叙事的这种以“演”为核心的表现方式决定了影视作品的风格。叙事的方式、技巧、内容从根本上决定了影视作品的风格，是高雅还是通俗，是激进还是保守，是悬念迭出还是平铺直述，都有叙事的技巧、策略和方式最终决定。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系列电影作为电影产业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在连续性“演故事”的层面，是整合各种历史、人文、地理和科技因素的悬念及故事式的叙事方式，从而最终形成了它独一无二的风格。
第三节 电影叙事模式的总结梳理
电影中的叙事从策略或者结构上来说，是带有模式化和公式化的，这不仅是电影中叙事的一些特质，也是文学作品中所共有的规律。
一、梵·迪克的事件-故事模式
梵·迪克对叙事技巧及叙事理论进行过系统的总结，认为“通常叙事文本核心就是问题的复杂化和问题的解决，二者结合即为‘事件’，或者‘故事’，每一故事在具体的情境（地点、时间、条件）中起作用。规定这些条件的叙事文本的部分为背景，而背景和故事共同构成片段”。那么，电影中的故事是如何呈现的呢？梵·迪克将叙事的框架模式总结成如下图所示的格式：
（梵·迪克，1980）
大部分的影视作品都可以套用这个模式，无论是传统的影片还是系列电影还是其它的非系列电影。在系列电影中，这个模式也很有代表性，它围绕一条故事的主线展开，呈现不同的事件、故事，由若干个片段组成，所有的片段都围绕着故事中事件的出现以及事件的解决展开，当事件出现后，人物就会介入其中，围绕着事件的解决进行一次次的尝试，然后随着剧情的进展，事件往往变得复杂化了，但最后阶段，复杂化的问题得到了最终的解决。然后，在系列电影中，一些新的问题和事件又出现，主人公便开始继续的努力。
例如，我们以西方系列影片《兰博》为例，早在20世纪80年代，史泰龙的《兰博》三部曲就以典型的事件—解决这样的模式创下了风靡一时的观众关注度。例如，在《兰博4》中，一个小女孩惨遭绑架，在《兰博3》中，原本已经退隐世外的史泰龙便重现社会，以“兰博”的名号披挂上阵，再度伸张正义。这个故事便是围绕着“小女孩被绑架”→“兰博出现”→“营救小女孩”→“遭遇困境”→“营救成功”这样一个套路进行，体现的就是梵·迪克上述的叙事模式。这一电影能够发展成为一个系列电影，与相同人物角色在不同的事件中的经历具有可延展性紧密相关，也就是说，“兰博”作为主角，但危机事件在不断的出现，每一个事件的出现和解决都会构成一部独立的影片，所有的影片组合起来，就构成了系列电影。
二、格雷马斯六要素叙事模式
格雷马斯在综合前人研究成果之后，将故事叙事模式总结成为由六个要素构成的互动关系模式。这一模式的六个要素分别为：“发出者、主体、接收者、敌手、客体和帮手”。这六个元素中，发出者是故事的开端，主体和敌手围绕着客体进行了一系列的冲突，最后在帮手的协助下完成对冲突事件的解决。因此，整个的叙事模式可以解读为以下所示的框架模式：
分析对比上述两种不同表述的叙事模式，我们可以看出，梵·迪克更注重与矛盾的出现和化解，以及在整个解决矛盾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一些说教性、道理性、伦理规范性的知识，这些理性的知识和观念，可以看作是争议与邪恶的较量，是主人公对秩序、道德、法则的捍卫和努力，以及为此做出的牺牲。而格雷马斯的叙事模式则更倾向于通过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来解读作品的框架，认为主体和敌手围绕客体进行的冲突是整个叙事的核心。
我们以阿诺德·施瓦辛格主演的系列电影《终结者2》为案例，进行分析。在这个电影中，施瓦辛格扮演的是从未来时代回到“现在”（20世纪90年代）的机器战士，他要保护的是约翰·康能和他的母亲莎拉，在这个故事中，由施瓦辛格扮演的机器战士T-800和比他先进的敌手T-1000针对约翰·康能和莎拉展开了激战。
在这个故事中，T-800是正义的化身，而T-1000则是邪恶和敌人的化身，这一对机器人构成了敌对关系，围绕着保护和杀死约翰·康能及其母亲莎拉之间的关系展开叙事。戴米斯在这个故事中，是T-800的搭档和伙伴，起着串联故事情节，丰富剧情，助推故事进展的作用。因此，整个故事就是一副四者互动关系构成的“冲突—化解冲突”关系图。而在《终结者3》中，这个基本的框架并没有发生变化，施瓦辛格依然是正义的战士，只是敌人和保护的对象发生了更替。由此可见，格雷马斯的六要素叙事模式在这个系列片中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如果我们再把这个故事进行浓缩和精炼化，那么这个故事体现出的规律就可以用一个公式来概括——英雄杀死强悍的敌手保护弱者。这样的公式在好莱坞系列电影中的体现和运用非常多，无论是《蝙蝠侠》还是《蜘蛛侠》抑或《钢铁侠》等，都体现了这一思路的运用。 5/11 首页 上一页 3 4 5 6 7 8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