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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仁”的历史流变看孔子思想的“异化”

时间:2015-05-14  作者:关迪

【摘要】本文主要通过对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仁”这一概念在中西方传承及异化的比较研究,概括出孔子思想在历史流传过程中的异化,来理解作为民族文化核心的孔子,在21世纪国际化的潮流中,应该回归到先秦典籍中的孔子思想本身,在源头上去继承和发展孔子的思想,以在国际化的过程中,既富有新的时代力量,来对抗世界舞台不同文化的平等交流;又保留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精神根基。
论文关键词:仁,孔子思想,国际化,异化

从1492年哥伦布远航美洲之时起,全球化已初现萌芽。在过去的500年中,我们看到的主要还只是局部力量的冲突和融合。而在21世纪,不同国家的民族文化处于日益频繁的国际交流中,呈现出百舸争流的局面。它们之间有吸收、有融合、同化,也有对峙、排拒、磨擦,甚至对抗。正如赛曼·杜林指出的:“全球化意味着文化形成越来越失去固定空间的限制,并很难集合为整体和传统。”①这样就可能带来严重的文化挑战。

一、以“仁”为核心的孔子思想在国外的传播与接受

以“仁”为核心的孔子思想在国外的传播与接受,可从十七世纪欧洲传教士对儒家经典的翻译、介绍、理解,以及近代美国对孔子思想的借鉴等方面见出。这里采用古今互证的方法,源流互现的方式,以欧洲和美国两个各自当时时代文明中心为代表,来加以概述。

(一)从理雅各“仁”的观点看仁学思想在十七世纪欧洲的流变

虽然中西方的商品交流早在公元2世纪就开始了,但孔子思想传入欧洲却是从十七世纪开始的。

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1839年受伦敦布道会派遣到马六甲任英华书院院长,从1840年开始学习《论语》并着手翻译。他认为,儒家《四书》阐述的道德教诲与基督教《四福音》的教义惊人地相似。他把孔子当成一个“宗教祖师”和“上帝的信使”,把儒家当成中国古代的宗教,“我们理解儒家与理解旧约和新约的基督教义没有什么两样。”②理雅各的宗教倾向也表现在在对“仁”的评价中。他说这种“仁”只有虔诚地相信上帝才能实现③。在评注“克己复礼为仁”一章时,他强调,“克己”是克制和抛弃自己的私欲,亦即人性中道德堕落的成分,这就构成了基督教义中“原罪”的基础。④

理雅各对“仁”的理解代表了这一时期欧洲对孔子思想的态度,那就是为证明基督教在中国典籍中早已存在的事实,极力在儒教和基督教之间寻找共同点,以作为传教的工具,所以在翻译中出现了很多歪曲、挪用、篡改和附会情况。

(二)从安乐哲“仁”的观点看仁学思想在当代美国的流变

美国当代汉学家安乐哲(Roger T. Ames ,1947—)是现在海外汉学界的一位重要人物。曾经担任过夏威夷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8年之久。安乐哲教授学术贡献颇多,在中国经典翻译、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研究、中西比较哲学这几块领域均有涉猎。在关于儒家所重视的仁的概念的阐述方面,安乐哲赞同赫伯特·芬格雷特(HerbertFingarette)的说法,即不能把仁心理化。安乐哲的观点是:仁是个过程。⑤仁与人是同一个概念,它们反映了人的造就的程度差异。只有通过主体之间的交流,在群体的环境中才能达到仁。仁又始终是自我超越的,是应该用美学的标准而不是用逻辑的标准来评价的。人的造就过程包括向外和向内两方面。在这个过程中,自我判断不断得到修正和发展,一个人既影响他人,又受他人影响,最低层次上,仁是指一个人使他人把所关心的事情看作是自己应该关心的事情;在较高层次上,指一个人把他人所关心的事情看作是良己关心的事情,最高层次的仁是从反身意义而谓的,即把自己和他人关心的整个领域并入自我的人格中。“仁者不仅要扩大自己所关心的范围,及其所在群体关心的一切事物,并为这种事物奉献自身,而且要确确实实地使自己和群体融成一体。”⑥

以陈荣捷和杜维明为代表的学者倾向于从内部来解释仁,把仁看作是一种德行,而芬格雷特则倾向于从外部来解释仁,即仁是一种行为,是一种活动。安乐哲认为二者都不全面,仁指一种境界。这种境界是一切人行为的楷模,是一切人所在的群体所赞颂的。⑦

从以上可以看出,安乐哲的仁学思想较之传教士理雅各的理解先进了许多,同时,将“仁”等同于“人”的观点,也为我们理解仁学开拓了思路。不过,以安乐哲为代表的美国当代研究者对孔子思想的接受与传播,其目的却都是出于实用目的,希望将儒家思想为其所用。正如在与郝大维合著的《通过孔子而思》中所说:“我们要做的不只是研究中国传统,更是要设法使之成为丰富和改造我们自己世界的一种文化资源。”⑧

二、“仁”在国内历史上的传承与流变

“仁”字的原型是“”,郑玄注《中庸》中解释:“仁者,人也,读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问之言。”相人偶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礼仪形式:两个人面面相对,同时躬身作揖。这是一种肢体语言。孔子将这种肢体语言提炼,得到了“仁”的概念。关于“仁”的解说,向来是众说纷纭,无法一致。究其原因在于,第一《论语》里的“仁”,都是孔子因时、地、人物的不同而对症发药的叙说,千差万别,不易把握到“仁”的全体;第二,由于《论语》为语录体,本身不免有简略、逻辑不强的问题,缺乏系统而完整的解释。⑨战国时期,离孔子的春秋时代最近,是“仁”的第一个流变时期。西汉确立孔子思想在官方的统治地位,是孔子思想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开始。宋代,开宋明理学之端,“仁”的思想又一大变。

(一)从《孟子》看战国时期“仁”的流变

孟子是继孔子之后儒家学说的又一重要人物,有“亚圣”之尊。《孟子》七篇,言及“仁”的有158处之多,可见“仁”也是孟子思想的一个核心。不过,与孔子“仁”的思想相比,孟子的思想有一些变化。《论语》中孔子“仁”的思想虽散见于各篇,但有一条贯穿其中的红线却容易把握,那就是“仁近于圣”。《论语.雍也》⑩: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

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

“圣”与宗教中的“神”不同,前者更具有一种文化意味上的终极所在,是一种理想。而孔子的“仁”就是这样一种近于圣的理想。这种理想高于“忠”、“恭”、“信”。《论语.阳货》: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正因为是一种理想,《论语.子罕》有“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不过,尽管“罕言”,孔子还是用许多比的方式来试图加以说明,正如孔子所说”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者从“孔子中回答弟子们问仁的资料,其中无一不是具体的实践条目”出发,而认为“仁”在孔子那里不是一种理想而是一种实践,是没有弄清楚孔子阐述道理的方式所致。

如果说孔子的“仁”在天上,高不可及;孟子则将“仁”拉回人间。《论语》中“仁”往往以单词出现,而《孟子》中常与“义”、“政”等词一起出现,其中“仁义”一词出现26次,“仁政”出现10次,而在《论语》中“仁义”、“仁政”两次一次都没出现过。形式的变化隐含着意义的变迁。《孟子》中的“仁”已不再仅仅是一种高不可攀的理想,开始注重与现实相结合,如宣扬“仁政”、“仁者”,“仁”也就从“近于圣”的地位降到与“义”、“礼”并列,并且“仁”还是人所固有的。

《孟子·告子上》:

孟子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孟子.梁惠王下:

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

孟子对曰:“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

而在《论语》中,“义”只是君子或士的品质,与“近于圣”的“仁”是相距很远的。《论语.子张》:

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

《论语.里仁》: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孟子》“仁”对现实的回归,与当时政治的某种程度的结合,是“仁”的思想在战国传承流变的主要方面。这一传承流变,是在战国时期诸侯纷争,攻城略地的大背景下,其功利性便开始凸显。

(二)从董仲舒关于“仁”的观点看西汉“仁”的思想的流变

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把儒家的伦理思想概括为“三纲五常”。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儒学开始成为官方哲学,并延续至今。

董仲舒对于“仁”的思想的传承流变主要体现在将《论语》中“仁”的理想进一步拔高,将其神秘化,使其少了文化意味,多了宗教意味。董仲舒将“仁”上系于“天”,作为天命受施、人所禀受的一种先验道德。这是其精心营构的天人感应学说在仁学上的具体体现,也是孔子“天命”观的深入化。

(三)从朱熹关于“仁”的观点看宋代“仁”的思想的流变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中国封建时代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学术思想,在元朝、明朝、清朝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标志着封建社会更趋完备的意识形态。其仁学思想也尤具代表性。朱熹进一步发挥了二程(程颢、程颐)的思想,而且把“仁”为“理”的道理讲得更加清楚。这里我们引几条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对“仁”的解释,以见其大概。如:

“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论语·学而》注)

“仁者,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孟子·尽心下》注)

“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谓‘元者善之长也。”(《中庸》章句)

“仁者,本心之全德。……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盖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坏于人欲。故为仁者,必有以胜私欲而复于礼,则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复全于我矣。”(《论语·颜渊》注)

由上可见,“仁”被进一步抽象化,狭义化,大有退缩成为人的修养这一层面的东西,而脱离了社会政治层面。

以上从古今、中外两个维度,以孔子“仁”的思想的传承流变入手,分别对孔子思想进行了审视。从审视中,可以见出两个主要特点。一是“仁”的思想,从诞生之日起一直处在流变之中,几乎每一个重要的时代都有全新对包含“仁”在内的孔子思想的理解。从孔子“近于圣”的道德理想,到孟子的向现实的回归,直到朱熹“仁”为“理”的强调,都可以看出。这种基本概念上的变动不居。孔子思想内涵本身的不确定性,或者说孔子思想本土化的多样性,可能会使我们在探讨国际化时,出现前提的混乱。第一,没有充分本土化而进行国际化,这是否是一个悖论?

面对这一悖论,我们认为,必须以原初孔子思想为主,结合当代实际创造新的孔子思想。先秦以来孔子思想尽管历经变迁,但其本未变,这也是孔子思想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所在。这一“本”,即是《论语》中所体现的孔子的思想。

首先,充分吸取先秦诸子思想与当今西方思想的基础上,重新审视孔子的思想,为孔子思想的国际化创造一个厚实的理论前提。创造后的孔子思想不应仅仅在精神文化领域来进行研究和提倡,而应深入社会,成为我们实践的标准之一。

其次,改革当前的文化体制,加大孔子思想在国外的推广力度,加大对孔子思想研究的投入,真正打造具有文化魅力、文化辐射力的孔子思想。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罕言并不代表不言,更不代表不作为。面对全球化的浪潮,孔子思想的国际化,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课题。但,如何面对?《论语》里的这句话已经给出了我们答案,那就是以慎重之心,以弘毅之行,探究原初孔子思想的深意,重塑孔子思想的标杆于当今世界之林。


参考文献】
[1]赛曼·杜林.《全球化与后殖民主义》[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2]James Legge.《The Religions of China: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Described and Compared with Christianity》[M].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1880.
[3] James Legge.《The Chinese Classics 》Vo.l. Hongkong: At the Author’s.1861.
[4]马祖毅、任荣珍著.《汉籍外译史》[M].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7.
[5]安乐哲.《和而不同:比较哲学与中西会通》[M].北京:北京大学.2002.
[6]安乐哲.《自我的圆成:中西互镜下的古典儒学与道家》[M].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
[7]安平秋.《北美汉学家辞典》[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8]郝大维.《通过孔子而思》[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9]郭玉良.《关于“儒”的原始意义的探讨》[D].复旦学报.1998 (06).
[10]程石泉.《论语读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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