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386），乃至田氏代齐，啧室之议发展为稷下学宫，凡经恒公、威王、宣王、襄王等六朝，年代跨150多年，贤士云集，蔚为壮观。太史公曰：“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P34）
稷下学宫是个集议政、治学、交游于一体的综合机构，是战略的学术中心，百家争鸣的基地，其中也不乏“学而优则仕”者，如淳于髡曾“一日而见（荐）七人于宣王”，齐宣王在王斗建议下，“举士五人任官，齐国大治”。（P138），但大多数稷下先生皆以治学议政为能事。不管怎么样，稷下学宫为先秦的文化整合提供了平台。由于齐国富强好仕，加之战国时期本能地对法道诉求，使稷下学宫吸纳百家言基础上形成了较为鲜明齐国法文化色彩，为出现像韩非子这样的思想奇才提供了基础。
首先，作为韩非老师的荀子对传统严格以仁义为本的儒学作了一番引申和发挥，提出了“隆礼重法”的主张。史记曰：“（荀子）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P449）在荀卿之前，慎到、田骈、接子、环渊等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要”。（P449）道法之风盛隆，更何况其始祖管子隆法在先。所以在这样的重法环境下，荀子肯定会受一定的影响。郭沫若曾言：“荀子是先秦诸子的最后一位大师，他不仅集了儒家的大成，而且还可以说集了百家的大成……他是把百家的学派差不多融会贯通了。先秦诸子几乎没有一家没经过他的批判。”（郭沫若《十批判书》）当然，作为稷下学宫的学术领袖，荀子不得不关注稷下始祖管子。荀子曰：“夫齐桓公有天下之大节焉，夫孰能亡之？倓然见管仲之能足以托国也，是天下之大知也。”这段话出自《荀子·仲尼》，荀子的本意虽为贬霸道、申王道，但字里行间对管子的敬佩之情赫然眼前。荀子认为管仲虽不是“圣臣”，但也不是“态臣”和“篡臣”，而是仅次于“圣臣”之“功臣”，“内足使以一民，外足使以距难；民亲之，士信之；上忠乎君，下爱百姓而不倦”。（P330）因此荀子于管仲思想多有继承。表现如下。
第一，唯物主义的天道自然观。作为一代贤臣名相，管子具有自己丰富而深刻的思想体系。其思想具有唯物主义的倾向，因是才能因势利导、因俗而引，使齐文化日隆。在天道观方面，管子认为天地自然万物皆有其自身客观规律。他说：“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古今一也。”（《管子·形势》）还说：“根夫天地之气，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鸟兽草木之生物，虽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尝变化，谓之则。”（《管子·七法》）以上的“节”、“则”都是客观规律，这就是天道。管子认为统治者应顺应天，方可王天下。“欲王王下而失天下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失天之道，虽立不安。”（《管子·形势》）在此，管子将“天道”与“人道”一以贯之，对荀子、黄老学派等皆有深刻影响。荀子曰：“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P424）天道有常，常即客观规律，这种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相反，人应当顺应之才能走向成功。此所谓：“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功。”（P424）既然天道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荀子进而得出“天人相分”的观点，即天乃自然之天，不会“有意”干涉人世，人类社会的兴衰成败在于人类自己，这就为“人定胜天”的社会历史观奠定了基础。
第二，荀子“人定胜天”的思想。荀子“人定胜天”的社会历史观是以其唯物主义天道自然观为基础的，在此强调的是人与自然关系中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这实质是对管仲“人君天地”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管子“人君天地”的实质是人可以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为自己服务，只要人类认识利用了自然规律，人就堪称自然的主人，为此，人要善于“用道”、“度天”、“度地”（《管子·王辅》）、“务天时”、“务地利”（《管子·牧民》），由此而方能“好定万物”、“参之于大地”（《管子·形势》）、“参于明”（《版法》），“根天在之气”（《七法》），最终实现“天地之配”，臻于“人君天地”（《度地》）之佳境。荀子受此启发，认为人是能够认识利用客观规律的，因而实观“人定胜天”的梦想。他说：“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以可以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理，而无所疑止之，则没世穷年不能遍也。”（P569）通过知物之理，而制天命而用之，他说：“大天而思之，熟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熟与制天命而用之……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P436）荀子这种“人定胜天”的思想突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摆脱了孔孟强调血缘宗法的含情脉脉之礼，使礼向外在规范性靠近。这也为其隆礼重法的思想理念提供了基础。 2/5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