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导读:：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10年来取得了巨大成绩，有力地促进了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区域协调发展取得了重大成绩，但是也出现了“区域发展表层协调”与“区域发展深层不协调”问题。“区域发展深层不协调”的实践对传统区域发展理论提出了质疑。实践是检验一切的唯一标准。应当以中国区域发展的实践为基础，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从哲学的高度为中国区域发展理论追加人本要素。
论文关键词：区域协调发展，人本要素，哲学思考
中国东西部区域发展的巨大差距和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战略性、全局性问题。为此，国家在10年前就制定并实施了旨在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西部大开发战略。10年来，西部大开发取得了巨大成绩，有力地促进了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区域协调发展取得了重大成绩。但是，在实践中也凸显出一些亟待总结的经验和研究解决的问题。其中，“区域发展表层协调”与“区域发展深层协调”就是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对此进行探讨研究，理论上可以丰富完善区域发展理论，实践上有助于贯彻党中央国务院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的重大战略决策。
一、“区域发展表层协调”与“区域发展深层协调”
国家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有力地促进了西部地区的发展，缩小了西部地区与全国总体水平和东部发达地区的差距，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取得了重大成绩。这些成绩主要反映在西部地区大多数主要经济指标在全国所占比重有了较大幅度上升。例如，根据国家法定统计数据显示，从2001年到2008年，西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地方财政收入、地方财政支出[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全国比重分别从17.1%、17.8%、16.8%、26.7%、16.8%上升到17.8%、21.3%、18%、28%、17.2%，分别上升了4%、16.5%、7%、5%、2.33%；在主要工业品产量中，原煤、原油、发电量、水泥等分别上升了33%、32.2%、12.2%、5%；在交通运输业中，铁路营业里程、高速公路、货物周转量等分别上升0.6%、15%、16.4%。但是，西部地区人民生活方面的情况却有所不同:2001年，西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169.9元哲学论文，占全国6859.6元的90%，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755.1元，占全国2366.4元的74.2%。到2008年，西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2971元，占全国15781元的81%，所占比重下降了9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518元，占全国4761元的73.9%，所占比重下降7.1个百分点。[ 1]
如果不仅仅考虑人均经济数据，西部地区“区域发展深层不协调”更为严重：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资料，在2006年末的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中，东、中、西部分别为268万人、705万人、1175万人，西部地区贫困人口是东部的4.4倍，占全国总人口27%的西部地区贫困人口占全国的54.7%；贫困发生率分别为0.7%、2.1%、5.1%，西部地区贫困发生率比东部地区高7.28倍，比中部地区高2.43倍。在2006年末的低收入人口中，东、中、西部分别为429万、1135万、1986万人，占各地区农村人口的比重分别为1.1%、3.4%、8.6%。西部地区农村低收入人口在乡村人口中所占比重比东部地区高7.8倍，比中部地区高2.53倍。截至2006年年底，在全国纳入扶贫规划的贫困村总数中，西部地区贫困村占全国的73.3％。[ 2]在2010年7月5日至6日在北京召开的“西部大开发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划定的扶贫开发重点――南疆地区、青藏高原东缘地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西边境山区、秦巴山-六盘山等集中连片困难地区绝大多数在西部。[3]
以上状况表明，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更主要得是体现在“区域”逐步协调层面，即区域经济GDP增长、区域政府收入能和支出增加、区域产业发展等方面；而区域中的“人”不仅没有得到相应的协调，反而趋于相对下降；区域层面的区域发展差距在不断缩小，而区域间“人”的差距则是处于拉大状态论文开题报告。将“区域”作为客体的协调，可以称之为“区域发展表层协调”，将区域中的“人”的协调可以称之为“区域发展深层协调”。以上数据表明，在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实践中，存在着“区域发展表层协调”和“区域发展深层不协调”并行的问题。
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西部大开发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指出：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实现全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关系到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他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西部大开发的首要目标”，要“让各族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4]为了贯彻落实这一重大方针，必须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哲学论文，正视“区域发展深层不协调”问题，检讨和反思传统的区域发展理论，为区域发展的理论和实践追加人本要素，强化区域发展中对“人”的关注。
二、传统区域发展理论的基本缺陷
理论，是对实践的总结、抽象和指导。前述我国区域发展实践中产生的问题，必然构成了对传统区域发展理论的某些质疑。
现代区域发展理论是“舶来”的理论。国内相关研究总体上处于 “引进”、“消化”和“吸收”阶段。现代区域科学是在19世纪初产生，20世纪中叶形成较为完整的区域理论。经过长时期的发展，国外区域发展理论分成了许多不同的理论流派，产生了许多著名的代表性人物。国外区域发展理论主要分为不平衡发展理论和平衡发展理论两大类。区域不平衡发展理论的代表型人物为法国经济学家佛朗索瓦.佩尔鲁克斯（Perroux），美国经济学者赫希曼（Hirschman），以及弗里德曼（J.Friedmann1966）、威宁（Daniel R.Vining(1982)等；在区域平衡发展理论方面主要代表是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
上述两类区域发展理论其共同的特点是，区域发展的轨迹是非均衡的。但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区域二元经济必然会向更高层次的区域协调发展过渡。两类区域发展理论都主张最终应当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是共同的价值目标。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国外两种主流区域发展理论和生态补偿理论有一个共同的不足：对人的关注的匮乏。从麦尼克“区域科学是社会、经济、政治及行为等现象中….的科学”这个对区域科学的经典定义，到弗朗索瓦佩鲁的增长极理论和弗里德曼的核心－外围理论，从缪尔达尔的“累积因果原理”到威廉逊的倒“U”字曲线，从区域发展的不干预理论和干预理论林林总总，不足而一。但是，这些区域发展理论中几乎就没有对区域中“人”的必要而专门关注。例如累积因果关系理论的代表性人物缪尔达尔仅仅提出“达成全国各区域趋于平等的福利政策”，以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不均衡发展”理论学者赫希曼提出通过“加强落后区域的公共投资，阻止资金与人才的外流，甚至有组织地将资金与人才流向落后区域，投入资金建设基础设施，创造外部经济，改善投资环境”来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等等。但是事实上，这些政府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措施并不能自动和必然实现为区域人民的利益，因为它并不能保证这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措施及转移支付等能够真正转移给欠发达区域的主体――当地人民。
因此，这些理论和研究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对“人”的关怀的缺乏，没有对区域发展唯一正确的价值取向和终极发展目标――人的关注。传统区域经济学理论虽然在区域经济增长的“资本、劳动力和技术3个要素”中出现了“人”――“劳动力”。但是，这个“人”只是一种经济要素，只是一种区域发展的工具，不是区域经济的本源、价值标准和区域发展的目的。在这些经典理论和相关研究中只有“区域”没有“人”，见物不见人。
此外，被国内引进并广泛使用于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还有生态补偿理论。生态补偿机制的理论基础包括资源的公共物品属性、生态环境资源的有偿使用理论、外部成本内部化理论和效率与公平理论等。国外主要代表性理论人物是马歇尔、庇古和科斯等。
生态补偿理论是目前世界范围内生态环境建设领域研究的前沿问题。生态补偿概念最早是个自然科学的概念，后引入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这种理论主要是调整相关利益者因保护或破坏生态环境活动产生的环境利益及其经济利益分配关系，以内化相关活动产生的外部成本。这种理论被我国广泛引入后主要作为西部生态补偿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然而，迄今为止的几乎所有国外生态补偿理论、国内相关研究和政策制订层面大量关注的仅仅是集中在补偿的必要性、重要性层面：庇古的外部性理论主要是在论证生态补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科斯定理”也是止步于“对于正的外部影响政府应予以补贴，对于负的外部影响应当处以罚款”；国内相关理论研究更多的是在研究论证国家如何向东部发达地区和企业增加各种相关税收哲学论文，开征生态税、资源税等新税种以及加大罚款等，然后“补偿”到西部地方政府头上，装在西部地方政府钱袋里，而不是直接补偿到真正受损的西部生态保护和重建地区当地最大的利益受损主体――农民头上，总体上停留在西部政府利益的 “区域发展表层协调”层面，而没有对“区域发展深层协调”问题进行必要的理论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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