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还有一些既得利益者，一些把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者，一些不惜以身试法的贪腐分子，他们当然害怕改革，反对改革，“中国模式”就成了他们的“幌子”。
第五，盲目乐观，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并借“中国模式”宣泄被压抑太长的民族情绪。如果说前述四种表现虽然可能影响和阻碍改革开放，但他们始终是极少数，不可能成大气候。而这种情况就不同了，他们则可能在爱国热情、在从众心理的共同作用下，形成强大的群体和势能，最终可能打乱已有的部署，扰乱自己的阵脚。他们对国家的外交策略提出质疑，认为“永不当头”、“韬光养晦”是“当缩头乌龟”，是不尽大国责任。网络上流传所谓段子，比如“美国是谁骂他他打谁，中国是谁打我我骂谁”，“过去敢于叫板，现在总是弃权”，等等，煽动性、认同性强，容易舆论误导，最终不利于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发表论文。
（四）
争论可以明辨是非，争论也可能丧失机遇。坐而论道，于事无补；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所以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时告诫国人：“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③]。这就要求我们，对于看准了的目标和道路，要坚定不移，坚持不懈，埋头实干，创新发展。如果因争论坐失历史上难得的发展战略机遇期，就要愧对历史，成为民族的罪人。至于世界上人们怎么议论，我们不妨“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市场经济，这也不失一种大国自信与风范。
事实上，“中国模式”产生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而且还要回到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去检验。不能因为成功地应对了一些天灾人祸，举办了一些国际盛会，抵御了市场经济的一些风险，就以为“中国模式”完美无缺，放之四海而皆准。在国家现代化的长期进程中，这些现象还带有偶然性、暂时性，不能将其作用夸大，也不能无视其特殊的条件和环境。因此，必须以更大的努力和决心推进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融入世界经济格局为导向的改革开放。诚如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指出的那样：“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能是不容否定的，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④]
杜艳艳，女，山西临汾人，中共岳阳市委党校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执政党建设。
注释：
[①] 弗朗西斯·福山：《日本要直面中国世纪》，载《中央公论》2009年9月号
[②] 邓永年：《为什么要提“中国模式”？》 2010年5月4日《联合早报》
[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页
[④] 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008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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