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导读:：这就是“中国模式”。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期。而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发展经验的总结。
论文关键词：“中国模式”，市场经济，改革开放
2011年3月11日，日本地震海啸之后，尽管实施“举国体制”抗灾救灾，但信息披露不充分，县与县之间没有联系的渠道和机制受到媒体的批评，尤其是东京电力公司所属福岛核电站面临核泄漏问题，政府却无能为力。
2005年8月25日和8月29日，卡特里娜飓风两次登陆美国，援救不及时，民众无组织，灾民无处安身，并且发生了抢劫、纵火、强奸等一系列刑事犯罪，联邦、州和县市政府饱受批评，多名官员丢职。
2008年5月12日，中国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总书记、总理第一时间亲临灾区，全国各地，中央、省、市各部门紧急响应，人民解放军、武装警察部队迅速驰援，企业、民间组织和普通百姓积极参与，让世界看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在此之前不久，还发生了拉萨等地“藏独”分裂势力的大规模骚乱。不到半年，中国又把一场“无与伦比”的北京奥运会展现在世界人民面前。随后又成功举办了2010年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亚残运会，而这又都是在有效抵御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进行的。
由此，一个首先主要流行于经济界、理论界的命题开始成为国际国内普遍议论的一个热门话题市场经济，这就是“中国模式”。
（一）
一般认为，“中国模式”最早源于时任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的乔舒亚·库珀·雷默于2004年5月在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的一篇调查论文《北京共识：提供新模式》。他概括这个新模式就是：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积累能量，具有不对称工具（巨额外汇储备）。
随后国内外学者认为，共识使用过滥，而且容易把“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作对抗联想，政治意味太浓，加之它表明的不是世人在北京取得的共识，而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发展经验的总结，因此，“中国模式”很快就取代了“北京共识”。
事实上，对于“中国模式”一开始就存在不同意见，归纳起来可分为三类：
一是否定的观点：
1、德国学者托马斯·海贝勒认为，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期，将伴随有急剧的社会变革和政治变革，在这样的条件下，谈论“中国模式”为时尚早，所谓的“中国模式”并不存在发表论文。
2、德国学者桑德·施耐得认为，中国三十年成功的秘诀不是“中国模式”，而是实用主义。
3、英国学者里奥·霍恩在2008年7月29日《金融时报》上发表《中国模式背后的真相》，他认为中国之所以成功，恰恰是没有什么模式，“中国模式”的概念掩盖了中国经验中最重要的因素：把握机遇。
4、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高义于2009年6月指出，中国与东南亚“四小虎”的成功有相似之处，仅仅是属于亚洲后期快速发展的一种表现。
5、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美籍日裔教授弗朗西斯·福山，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出版了《历史的终结》一书，他认为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和经济自由是人类发展的“不二法门”。时过二十年后他不得不承认：“客观事实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不是历史进化的终点，随着中国的崛起，所谓‘历史的终结’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人类思想宝库要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世界需要在多元基础上实现新的融合。”[①]但是，2010年12月19日他在上海复旦大学作了一个“中国模式”的特征与问题的专题演讲，虽然采用了“中国模式”的概念，却质疑“中国模式”能否持续。在他看来，所谓“中国模式”具有三个特征：其一，有了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政府，而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多党民主政治和法治；其二，出口导向型经济；其三，与其他亚洲国家一样，欠缺社会安全网络。中国能否产生一个正当的负责的政府，中国的政治体制一直没能解决这个问题；而出口导向型经济是建立在世界经济结构失衡的基础之上；加之同样的儒家文化影响，日本注重忠诚国家，中国注重孝行在先，整个社会缺乏诚信。如果要说优势，最重要的大概就是决策的速度和质量了。他强调真正的问题在于：这种模式在未来是否可持续？因此他说，他不认为“历史总结说”已经被推翻。
二是肯定的观点：
以新加坡学者邓永年比较具有代表性。2010年5月4日他在《联合早报》撰文《为什么要提“中国模式”？》，指出“西方很多人并不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这些人大都看到中国发展所包含的种种问题和制约因素，不认为中国已经形成一种可称之为‘模式’的东西市场经济，也不相信中国的发展模式可以持续。也有一些人是在意识形态上敌视中国，他们希望中国解体和崩溃。在这些人看来，中国根本不配产生一种模式”。他还说，“理性而言，‘中国模式’是客观存在的，就像盖房子，房子盖好了，肯定有个模式。问题在于如何看待和评价这所房子”[②]。是用科学的方法，还是审美的方法？后者不可避免带有政治化、道德化倾向。
国内多数人同意这种观点，他们感觉到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成就摆在那里，还有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也应有大国的自信，虽然“中国模式”还有不完善的地方，但也完全有理由大声说出来。
三是谨慎的观点：
一些人认为，中国的体制尚未定型，还需要继续探索，提出“中国模式”容易引起盲目乐观，甚至可能转移改革的方向，还是坚持讲“中国特色”更好。也有人认为，中国的成功，只有特殊性，缺少普适性，称之为“中国案例”比较恰当。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则指出，中国经济奇迹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不是单纯的经济现象，它的成功一定是很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一种独特的发展模式，一种发展道路，可供世界借鉴，但目前而言，不必急于拿出一个结论说“中国模式”是什么。还有人认为提“中国经验”、“中国道路”更符合现实，而且经验和道路成熟后可以自然上升为“中国模式”。《人民日报》2010年10月29日发表郑青原的署名文章《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推进改革》，文章说，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历程中，中国探寻出了一条生机勃勃的现代化之路，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新型社会形态社会制度的发展模式，“中国道路”丰富着世界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发表论文。
（二）
因阶级或时代的局限，受人们认识能力的影响，对于采用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治理模式、目标取向及大政方略，出现各式各样的争论，可以说司空见惯，现在如此，历来如此，中国如此，世界如此。
西方市场经济的争论
经济学理论创立三百多年来，且不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根本上否定资本主义，就是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古典经济学到凯恩斯主义，再到新自由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围绕政府干预多一些市场经济，还是市场调节多一些的争论。即使形成将西方经济体制输入拉美和东欧新兴市场国家的所谓“华盛顿共识”，仅在西方资本主义市场体制框架内部，也并非同一个“模式”。比如美国比较自由的市场经济，法国比例较高的国有企业，北欧政府“包揽”较多的社会公益事业和社会福利。
国际共运史上的争论
在夺取政权之前，争论的焦点是走“巴黎公社”暴力革命道路，还是实现议会和平过渡；是走炮击冬宫，夺取中心城市的道路，还是实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形成“社会主义阵营”之后，又发生了关于执政党独立地位和国家发展道路选择的争论，既有南斯拉夫被孤立，又有波匈事件被镇压，既有中苏两党论战，又有苏联直接出兵捷克。直至东欧易帜、苏联解体后，还有批评中国改革不彻底的，认为只有像俄罗斯那样，全面私有化，500天休克疗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随着中国改革的逐步推进，这种观点才渐渐销声匿迹。
中共党史上的争论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总结党的历史，都把它归结为党的路线斗争史，并把每一步胜利看成是一次正确路线战胜错误路线。当然这种做法是极其错误的，后来也停止了这种分析观察问题的方法。但是其中一些重大的争论是客观存在的，比如“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与“山沟里的马列主义”问题，民族统一战线中党的领导权问题，等等。改革开放的先声是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而改革开放遇到的最大阻力之一是姓社姓资的姓氏之争和国有、私有的成分之争。
（三）
对于总结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取得的成绩，包括对它的内涵、特征、带有普遍性的规律、所面临的问题、以及保持其可持续的条件、措施，开展深入的讨论，有利于推动改革开放继续向前发展，也有利于他国现代化进程中引为借鉴或参考。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热点问题的背后，还有许多值得冷静观察、高度警觉的东西，那就是把“中国模式”与改革开放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具体表现包括：
第一，借“中国模式”贬低中国经验的价值，甚至简单而不负责任地把“中国模式”概括为“专制”加“市场”，或者认为市场经济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并且拖了后腿，对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意识形态予以诋毁。
第二，左的思想理论“借尸还魂”，他们或具有浓厚的怀旧情节，或对现实不满，把当前存在的诸多矛盾和问题，包括就业、教育、医疗、房价、社会保障、分配不公、贪污腐败等等，看成是改革开放带来的，而看不到改革作为一场深刻革命的艰巨性，认为改革失败了，不是要求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解决这些问题市场经济，而是希望退回去。因而借歌颂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把那些几乎将我国经济拖入崩溃边缘的东西，改头换面地搬出来。
第三，对处于攻坚阶段的改革具有畏难情绪，他们缺乏改革的胆识、信心和能力，也打“中国模式”牌，声称“中国模式”如此好，得到了世界上的普遍认可，还要改什么，因而在实际工作中满足现实，不思进取，得过且过，回避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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