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三十万数目不大，但要在兵荒马乱，地瘠民贫的高台搜刮起来，已是剥肤吸髓之能事。而与文治相对应的新疆政府机构的设立，清朝政府的态度是“回疆添设文职衙门，是俨然添一省会，殊失居重驭轻之策，亦不值如此办理，所有添设同知等官虽经议准仍著该将军等从长商酌，不必添设更为妥善”。【10】我们可以看出，在新疆不设郡县是清政府的既定之策，这种不因时，因地变化的治疆理念，是对新疆战略地位轻视的表现。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清政府国家权力对新疆基层社会自上而下的控制不断弱化的表现。因此，当阿古柏扫荡新疆社会时，清政府在新疆的统治显得那么脆弱。
清政府在新疆实行武官之治，其目的在于镇压，而不在于扶治。清政府在选用伯克官员时，尽管制订了详细的任用规章制度，但并没有彻底消除其伯克固有的世袭权利。其伯克官员的任命大多是哈密、吐鲁番、库车、阿克苏等郡王家族担任，这往往造成他们日益坐大，或者彼此之间互相攻伐、或者与朝廷作对，出现分离倾向。一改那种“我则选拨阿奇木伯克使其守土而治其人”的作风。清政府在因俗而治的治疆理念下，企图用伯克官员代替清政府在地方施行文官之制，但其由于伯克制度本身一种落后性的生产关系，因此，清政府的的这一企图被19世纪中叶前后出现的阶级矛盾所破灭。“南路征收均有阿奇木伯克等交官，官民隔绝，民之畏官，不如其畏所管头目，不肖者狎玩其民，辄以犬羊视之，中专会计毕业论文凡有征索，头目人等辄以官意传取，倚势作威，民之怨官，不如怨所官头目。”【11】伯克官员在地方的坐大，主要是清朝政府把经历都投入到政治上来，对于和人民息息相关的民事则全委托于阿奇木伯克。正如马长寿先生所说的“过去，中国政府对于边疆的投资，都投在政治上，很少投资于经济上，以此边民对于中央的各种改革始终是怀疑观望、反感、厌恶、反抗、其主要原因在此。”【12】
为了笼络伯克对于清朝政府的依附，清政府对于伯克官员存在的经济基础丝毫没有动摇。其在缺少征税机构和治民之官的基础上，清政府任用伯克官员代替政府征税，这为伯克官员欺压人民创造了条件。而清政府又在新疆实行按丁索赋，富户丁少，赋役减轻。贫户丁多，则赋役反重的落后赋税制度，造成新疆社会贫富差距拿大，阶级矛盾尖锐，最后逼迫农民走上了反抗清政府和伯克双重压迫的起义。
从以上分析看出，清政府由于对于新疆战略地位的模糊，因此在新疆确立统治地位时，忽视了地方政权机构的建设和地方官员的任选。这种在缺少监督机构的体制下，在因俗而治下的伯克官员的腐败弊端暴露出来，他们揭竿剥民，酿成19世纪农民大起义。正如马长寿先生所说，“一部二十四史告诉我们，中央政治有办法的时候，边疆一定是向心的，内附的。反之，边疆人民一定要离心的外倾。封官拜爵那不过是治标办法之一种罢了。治本之道仍在修明内政，安定社会”。 【13】由此可知，新疆过去乱事之所由生，乃政治设施不当，实为主因。而主因最重要之特点，在于把武治未能因时、因地转化到文治上来。这种治兵者官多，治民者官少的畸形政策，是近代新疆诱发动乱与不安的主要因素。
二 19世纪中叶前后，由“弃疆”观点到新疆建省
在乾隆朝平定新疆后，尽管认为“准葛尔荡平，凡有旧游牧，皆我版图” [14]，并且设立卡伦，定期巡边，企图确立永久性的统治。但由于当时主权国家观念的淡薄和受“封藩卫国”体系的制约，并未对疆界做出明确的界定，这就为外来侵略势力提供了口实。而清廷对新疆战略地位持的是“取之虽不劳，守之或太费”的模糊认识 [15]，甚至认为新疆是“守在四夷，羁縻不绝，地不可耕，民不可臣”[16]的消极态度，对于清政府的治疆理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从战略上轻视新疆战略地位的观念，导致清政府在19世纪中叶内忧外患的情形下，出现一部分朝臣弃疆的论点。
最早出现弃疆的朝中大臣是武隆阿，此人在平定张格尔之乱时，奏可“善后之策，留兵少，则不敷战守；留兵多，则难继度支。前次大兵进剿，贼即有守外袭乌什，内有和田直驱阿克苏之谋。幸克捷迅速，奸谋始息。臣以为西四城各塞，环逼外夷，处处受敌。地不足守，人不足臣，非如东四城为中路必不可少之保障。与其糜有用兵饷于无用之地，不若归并东四城，不须西四城兵费之半，即巩若金瓯。似无需更守西四城之漏卮。”[17]此人之主张，在于抛弃西四城，其观点是“地不足守，人不足臣。”可见，在鸦片战争前，清廷就有人主张放弃西四城的主张，而这种主张与清政府传统的对于新疆战略地位的消极认识息息相关。这也是轻视南疆地位的一种表现。
鸦片战争爆发后，清朝内忧外患，财政贫乏，在朝廷大臣中出现放弃经营新疆的论点。面对阿古柏的入侵，清廷内部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并且引起了“海防”与“塞防”的争论，当时北洋大臣李鸿章认为新疆是极为偏僻的地区，每年中央政府需要从各省调拔数百万两到新疆，不很值得。现在新疆分裂，政府在列强环伺的形式下，最好能集中巩固海防，对于偏远的新疆认为是弃不足惜。朝中支持李鸿章观点的人认为“收复——失陷新疆一事，几为当道所不敢言者也。新疆与中国内地不及海防关系之密切，新疆犹中国之肢体，海防则中国之腹心，塞防不固，不过肢体之小患，海防不坚则系中国之大患”【18】。“新疆荒僻，恢复无用”。【19】“徒收数千里无用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厄，已为不值。是新疆失之无损，得之便有害，即可恢复，亦不过谋一无穷无了之地而已。”【20】向李鸿章这样朝中的重量级人物能说出这样的言语，看见，新疆在清廷眼中的地位并不是牢不可破。这也将把清朝轻视新疆战略地位的论点推到了历史的高潮。在新疆建省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极力反对的人物。就在清军收复新疆后，“疆臣朝臣有言宜郡县者，亦有言不宜郡县者。其言郡县者，谓汉回杂处，非地方官为之控制，无以销争之萌；其言不宜郡县者，谓土旷人稀，徒设官以靡巨费，以成旦夕之效，朝廷两存其说”。【21】同治五年七月，署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李云麟的奏疏中说“西北之势，关内为本，关外为末”。【22】“为今日新疆之计，当知弃取，我朝自乾隆中叶以前未尝有新疆，今国家元气未复，兵弩两亏，不思养兵息民，乃欲黩武争胜于遐荒之地，非经国之良谋，不如弃之”。【23】此人在《西陲事略》一书中，把新疆建省看做是“此皆铺张扬厉之谋，专务美观，不求实济”。“第欲将收伊利，建行省一切旷日持久，必不可行之事，漫冀成功于将来”。【24】翰林院编修刘海鳌也公开反对新疆建省“臣备员侍从，玉门未出，扼塞无由周知，曷敢妄参末议”【25】。他却又说“新疆地势辽阔，间以戈壁，周回二万余里，版图初入，设险建城，不过二十余处，每城不过数十庄，百数庄。乱离之后，户口益稀。今欲举一城百数十庄而养一州县，合二十余城而成一省，臣知其不能。或者地广人稀，并归甘肃，既南遥制；改设官制，亦属虚名。则事方经始，须费甚烦。且库储支拙，西饷岁近千万，力已难支，又何能筹此锯款，以供经野设官之用。”他根据以上结论，得出“惟通筹西域情形，企业培训论文则郡县未可遽设，屯田可以专办。”【26】之所以能出现这种弃疆的论点，固然与当时的财政吃紧有关，但其与清政府对疆传统消极治疆理念也有很大的关系。
清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一改消极的治疆理念。在左宗棠等人的积极经营下，与1884年在新疆设立行省，以制俄国鲸吞蚕食之谋，以补官民隔绝之患，以行新疆长治久安之道。 2/3 首页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