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盘铭以“曰古文王”开头，这是西周史官记事的套语。文中在记述周王功德和先祖事迹时，大多使用整齐的四字句，简练而准确，有些片段颇似《诗经》中的颂扬诗，措词工整华美，韵律清晰可见。可以说它已不单单是一篇记赏铭功带有较强功利性的铭文，而是史官刻意为之、文学色彩浓厚的记事颂功之作，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另外，在这篇铭文中，作铭者在颂扬周王及祖先时为避免重复而刻意选择不同的修饰成分。如文王为“盭龢于政，合受万邦”，然后则是“强圉（圄）武王”、 “宪圣成王”、“肃哲康王”、“弘鲁邵(昭)王”、“祗覠穆王”、 “ 宁天子”。在颂扬自己的先祖时所用的修饰词也是各有特点，如“青（静）幽高且（祖）”、“刺（烈）且(祖)”、“ 甬（勇）惠乙且(祖)”、“ 粦明亚且（祖）且(祖)”、“ 甫犀文考乙公”、“ 刺（烈）且(祖)文考弋（姒）”。作为汉语书面语的表达，甲骨文中各种句子成分基本俱全，但是和铜器铭文比较起来，还是处于比较简单的阶段。从修饰成分来看，充当修饰语（定语、状语）的词类或词组还不够多，种类较单一，结构较简单。在铜器铭文中，句子的修饰成分则有了明显的发展，《史牆盘铭》便是最最直接的例子。铭文中这些各不相同的定语修饰词不但表现出作者高超的语言驾驭能力及叙事水平，而且说明周人在创作铭文的时候已摆脱铭文最初单纯记事的功能，而逐渐注意语言的形式美。
三、 记言摹态 生动形象
郑玄注《尚书·酒诰》云：“内史记言，太史记行”。《礼记·玉藻》云：“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汉书·艺文志》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可见，记言一直受到帝王的重视，在甲骨卜辞中已有很多对卜问的记录，这些卜问有问有答，已是简单的记言。铜器铭文中记言艺术进一步发展，对场面和人物言论的记录，出现复杂化的趋向。如《何尊铭》：
隹（唯）王初迁宅于成周。復爯珷（武）王豊（礼）福自天。才（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才（在）尔考公氏克逨文王，肆文王受兹大命。隹（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国），自之乂民’。呜呼！尔有虽小子亡（无）识，视于公氏，有爵于天，徹令（命），敬享哉！”唯王恭德谷（裕）天，训我不每（敏）。王咸诰。何易（赐）贝卅朋，用作□公宝尊彝。隹（唯）王五祀。
据考证，这是周成王时期创作的一篇铭文。铭文大意是：成王五年四月，周王迁都成周洛邑，对武王进行丰福之祭。丙戌日那天，成王在宗庙中对宗族小子何进行训诰，称赞何的先父公氏辅佐文王，文王受上天大命统治天下。武王灭商后则告祭上天，要在洛邑营造宫室，统治民众。周成王赏赐何贝30朋，何因此作尊，以作纪念。这是周成王的一篇重要的训诫勉励的文告。文中着重记载了成王的训诰，且成王的训诰中又引述了武王的话。整段记言有追忆、有抒情、有告诫，各部分内容互相联系，层次分明，要点清晰，表现出了相当高的记言水平。并且文中所述成王继承武王遗志，迁都成周洛邑之事，印证了《尚书·召诰》《逸周书·度邑》等传世文献的记载，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不少铭文中所描写人物语言生动活泼，富有气势和说服力。如《毛公鼎铭》，全铭共有497个字，是现存最长的铜器铭文。作为一篇完整的册命铭文，全文可分为五段，每段开头皆有“王曰”。铭文开头先从文王、武王承天命而建周王朝谈起，引出自己的继承大统；再说到毛公辅佐时王责任之重大，并告诫他切忌玩忽职守，殆误国政；接下来便对毛公颁布册命，委以重任；最后又宣布给予毛公大量赏赐。文中周王的诰语犹如滔滔江水奔腾而下，鞭辟入里，具有较强的感染力与说服力。整体来说，这些诰语顺序精当，层次清晰，结构紧密，描写出了一位恩威并用，善于驾驭臣子的帝王形象。
另有《蔡侯申盘铭》，记录了蔡昭侯元年嫁长女大孟姬给吴王，临行前对她的谆谆嘱咐。在这絮絮叨叨的嘱咐中，再现了一个爱护、牵挂女儿的父亲形象。
总体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铜器铭文的语言也不断丰富。在韵文文体中，它们具有旋律之美；在散文文体中，它们具有文气之美，体现出了后世所谓的“气韵生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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