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导读:：起步于2001年的生态翻译学是在翻译适应选择论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译者主导、译者中心是其核心理念。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双重”身份表明译者是翻译成功的根本因素。
论文关键词：生态翻译学，译者，“双重”身份
一．引言
进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西方翻译开始转向对翻译文本的译者和接受者(读者和译语文化的接受环境)的研究，因此，如何描述和解释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成为翻译理论的根本问题之一。起步于2001年的生态翻译学是在翻译适应选择论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译者主导、译者中心是其核心理念，并取向于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相互关系的研究,特别是译者在翻译生态中的生存境遇和能力发展研究。
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1],它确立了译者的中心地位和译者的主导作用。这里的译者具有动态的“双重”身份:一方面接受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与制约,另一方面又以翻译生态环境的身份实施对译文的选择与操纵。译者的这种“双重”身份可以表述成译者既是原文的“读者”、又是译文的“作者”。
回顾20世纪以来国内古典诗歌英译研究状况，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应该译成韵体还是散体”[3]。或重声韵，用传统英语诗律翻译唐诗，以求再现唐诗的整体美；或重意象，用自由的散体译诗，以求传达唐诗艺术的真质。这两种方向，既有其成功之处，又有其遗憾不足。诗律有碍达意英语专业毕业论文，“因形害义”；而达意又要丢弃唐诗本身的形式美，以致损害了唐诗本貌。
胡庚申教授提出的生态翻译学理论对唐诗的翻译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从胡庚申教授提出的“原文一译者一译文”三元关系视角看[4]，我们从译者居中的位置向两端审视，由此演绎出来的译论构架也有可能相对‘中和”稳定。基于这个理论视角，笔者认为唐诗英译的过程是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交替进行的循环过程，其实质是译者适应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译者在其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本文运用“生态翻译学”来分析著名唐诗《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双译本的异同，探讨唐诗翻译中译者的双重身份。
二．《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英译对生态翻译学的体现
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包括了翻译活动的不同阶段、不同层次、不同维度的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生态翻译学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只有真正地做到‘多维’地适应特定的翻译生态环境和至少‘三维’的选择转换，才有可能产生恰当的译文”[5]。从这个意义上说，许渊冲和庞德在英译《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过程中适应原文和译语文化生态环境、继而做出对原文的主题思想“取便发挥”，这种做法又可以解释为是两位译者适应其生存境遇的一种选择。
2.1 译者是原文的“读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
译者作为原文的“读者”具体表现为对“能力”的适应。译文产生过程的第一阶段即“翻译生态环境”选择译者，“重点是以原文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对译者的选择”[2]翻译生态环境中的原文是一首李白的送别诗《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那么,以原文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要选中的,可以说应当是诗人译者,或者是对中国古典诗词有一定造诣的译者论文格式模板。许渊冲先生是“诗译英法惟一人”,他用韵文来译,显示出了中国翻译家力求保持中国古诗词民族特色的诉求。美国诗人庞德改译的《华夏集》包括《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等中国古典诗词十九首，其译文语言简练、流畅而不浮华，遣词造句富于现代气息。艾略特为此称赞庞德为“中国诗歌之发明者”[6]。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的英译本中许渊冲和庞德这两位文学大师的译文得到广泛流传，说明两位译者不仅没有被“翻译生态环境”给淘汰掉(比如或审稿者“未通过”、或出版商“不出版”、或读者“不愿看”、或译评者“不认可”等等)，而且其译作也做到了“适者生存”。
2.2 译者是翻译过程的“作者”实施对译文的选择
译者不仅要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还要接受翻译生态环境的支配。因此，在译文的产生过程的第二阶段即生态环境选择译文，“重点是以译者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对译文的选择”[2]。这时的译者是翻译过程的“作者”，是真正的“主宰”。“译者以翻译生态环境的‘身份’实施对译文选择”[2]。这种选择性适应集中体现在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三个维度上。评判译品的“整合适应选择度”,首先要看译者是否多维度地适应了特定的翻译生态环境,尤其要看是否做到了“三维”转换。本文从这三方面看唐诗《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两译本的异同。
2.2.1 译者对语言维的选择转换
“语言维层面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这种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是在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上进行的”[7]。
在形式上，唐诗整齐、简练,信息载量丰富；英文诗中冠词、介词、连词常常是不可缺少的，这就使得在行数方面保持形似十分困难。作为七言绝句，《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只有四行，每行七字，充分体现了唐诗布局合理，排列整齐，富于建筑美的特点。在两篇译文中英语专业毕业论文，许渊冲先生的译文保存了原诗的这一特点，也是四行，而在音节数上是呈递减趋势，从形式上反映出帆影渐渐远去，消失在天际的画面，从诗的形式上与情境遥相呼应。而庞德采用了现代自由诗体译成了散文诗，他认为，翻译不应该受原语句法的限制，应该根据译语的表达需要，采用自然的、符合译语表达习惯的句法表达思想。笔者认为，唐诗乃中华文化之瑰宝，有其特定的形式与内涵，所以译者在适应译语生态环境的同时，需要发挥译者的主体性，选择和原文较为一致的形式来传达诗意。因而，就形式方面笔者认为，两篇译文中，许的译文较为突出。
在韵式方面，诗人颇具匠心地选择了/楼/州/流三个声调悠扬的韵脚,吟诵起来余音袅袅。这与孤帆远去、江流天际的景象以及诗人目送友人、以及对友人无穷无尽的思念十分切合。在这两种译文中,许渊冲的译文保持了唐诗的音韵美，采用了aabb式的韵脚的转换,并在句数上采用了绝句的四行式排列。而庞德译这首诗时运用现代自由诗体。可见，由于两名译者的体会、判断和选择的不同，即使是对同一首诗，也会产生不同的译作。
2.2.2 译者对文化维的选择转换
“由于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在性质上和内容上往往存在着差异,为了避免从译语文化观点出发解原文,译者不仅需要注重原语的语言转换,还需要适应该语言所属的整个文化系统,并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文化内涵的传递”[1]。
首句“故人西辞黄鹤楼” 在“黄鹤楼”送行富有文化内涵。许译的第一句“My old friend has leftthe west where the Yellow Crane towers”，既交代了友人是自西向东而行，又传达出了黄鹤楼的文化内涵：黄鹤楼既是传说中仙人飞上天空去的地方，也是千古登览圣地和中国诗人经常留下诗句的地方。庞德在此句的译文中保留了古风和异国情调，例如英语专业毕业论文，他选取“Ko-jin”代替“故人”，“ko-kahu-ro”代替“黄鹤楼”原因在于这两个词作为名字好听，和“故人”的汉音有点类似，带有一点恰当的异国情调，放在诗歌的开头和首句末显得亲切、自然，对整体意境传达起着一定的作用。
次句“烟花三月下扬州。开元盛世的“扬州”是当时整个东南地区最繁华的都会,象征着欣欣向荣,充满希望。通过对诗人写作背景的研究,可以考证当时的扬州确实是李白心之所向。许译用River Town向译文读者点出了扬州的水乡特征,有助于译文读者产生有益的联想。庞德的译文舍弃了表示目的地的“扬州”，而换成了一个新的意象：The smoke-flowers are blurred over the river. 似烟如雾的花丛随着孤舟渐行渐远，慢慢地变得模糊不清。这一意象凸现了一个动的过程，孤舟的远去，花丛的逐渐模糊与送别之人的心情交相辉映，送别之人的情感由此得到升华。
文化传递本来就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对诗歌而言尤为如此。两位大师在文化维的选择转换都是在翻译过程中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创生性,应用他们各自的语言来体现两种文化的转换,都选择尽量把文化内涵传达到位, 可谓都是较为好地适应了翻译生态环境而做出的翻译。
2.2.3 译者对交际维的选择转换
“翻译过程中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是说译者关注原文中的交际意图是否在译文中得以体现”[1]论文格式模板。诗歌在交际维层面的转换体现为原文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通过译者的桥梁作用，读者与作者在情感、思想等各方面产生共鸣，促成原文作者与译文读者间交际目的的实现。因此，译文中意境的传达也是不可或缺的，它是诗意赖以飞翔的翅膀，是一种软信息的传达。
诗的第三、四句”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从表面上看,这两句诗全是写景,实际却描写的是李白送别诗友时的惜别深情。许译文用“theboundless azure sky”表明天空的无穷无尽，这种空间上的延续也能表明诗人送友人时的怅惘情怀。原文中的“流”这个意象，许译为“rolling”，表示的是长江的气势和浩荡，与诗人感伤的情绪形成了对比，衬托出诗人对友人的无尽思念。庞德对两个意象的英译仍然没有逐字对译，而是用“lone sail”，“blots”和“thefar sky”，将一叶白帆远去消失在天边的画面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用“reaching heaven”将“天际流”的意境和美感白描了出来，构成了一幅动静结合的山水画英语专业毕业论文，这一方面充分表现了中国诗歌的特色――诗中有画，画中有情，另一方面让西方读者可以透过诗中突出的语言意象了解到异域文化，潜移默化地领会到诗中所蕴含的情感意味。这样的译诗,经过内容和形式上的“转述、改写、变形”后,在当时客观的时代文化氛围中大获成功,这是译者庞德的成功,然后才是李白诗歌的成功“出访”。在这部分译文中,两位译者对原文的处理增减恰当,将原诗中的“诗眼”和美的意境一览无余地展现在读者的眼前。从翻译创生性来看，两位译者是发挥其主导作用，在适应翻译生态环境下实现了交际目的，堪称最佳翻译。
三．结语
综观两篇译文，通过从生态翻译学视角分析，两篇译文各有千秋。为了形成“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译文，各自都尽可能地跟原诗保持一致，都在不同程度上传达了原诗的意境和形象。基于此，译者需要克服巨大的时空差距和文化差异，从各自的审美视角出发，通过译作竭力将壮丽的画卷忠实地再现在译语读者面前。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是一种以“译者为中心”的活动。译者作为原文的“读者”不仅要忠实于原作,对原者负责;同时是译文“作者”，要服务于读者,对读者负责。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双重”身份表明译者是翻译成功的根本因素。因此译者是翻译的真正主人,翻译的过程就是译者在翻译生态环境中的适应选择过程。译者的素质越高,他在翻译的过程中“适应”与“选择’才会完成得更好。
参考文献：
[1]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123,136,137-138.
[2]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哲学理据[J]. 上海科技翻译,2004(4):1-5.
[3]王海艳，刘秀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浅析中诗英译现状[J]. 辽宁工业大学学报,2009(3):48-50.
[4]胡庚申.从“译者主体”到“译者中心”[J]. 中国翻译,2004(5):10-16.
[5]束惠娟.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公示语翻译———以上海世博会主题标语为例[J]. 上海翻译,2010(2):39-42.
[6]吴其尧.庞德和中国文化[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111.
[7]胡庚申.从术语看译论［J］.上海翻译，2008，（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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