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城市贫困问题是世界各国城市发展中一个带普遍性的社会经济现象，我国自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末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以及城市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我国的城市贫困人口不断增加，城乡贫困差距日益扩大，因此，城市贫困问题已经引起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本文从非制度的视角来分析城市贫困形成的原因，笔者选择江苏省经济比较发达的昆山市作为例子，主要是因为它具有社会转型的典型特点，能使我们正确的认识城市贫困问题并妥善的处理这一问题。对当前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影响重大。
论文关键词：非制度因素,城市贫困,反贫困
一、 城市贫困与非制度因素
对于“贫困”这个概念的定义有很多，按照经济学的一般理论，贫困是经济、社会、文化贫困落后现象的总称；汤森关于贫困是如下定义的，即被迫丧失物质生活条件达一定时间之久，以至不可能或难以参加正常的活动，缺乏日常起居设备和一般生活条件，或者说缺乏社会所广泛支持和认可的最低限度的东西；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认为,贫困的真正含义是贫困人口创造收入能力和机会的贫困,贫困意味着贫困人口缺少获取和享有正常生活的能力；朗特里和布思在1901年撰文认为:“一定数量的货物和服务对于个人和家庭的生存和福利的必需的,缺乏获得这些物品和服务的经济资源或经济能力的人和家庭的生活状况,即为贫困。”；在《美国的社会福利与保险计划》中是这样定义的：是无法满足最低生活标准的一种被剥夺状态。本文的讨论是基于“贫困是物质上的、社会上的和情感上的匮乏，它意味着在事物、保暖和衣着方面的开支要少于平均水平（oppenheim 1990）。”这一概念的，而城市贫困是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部分社会成员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源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了正常获得生活资料和参与经济、社会活动的权利，并使他们的生活持续性地低于该社会的常规生活标准。
非制度因素是指人们在社会生活过程中约定俗成、共同恪守的行为准则，它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形成的，主要包括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等表现形式，其中，意识形态处于核心地位，因为它不仅可以蕴含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而且还可以在形式上构成某种正式制度安排的“先验”模式。引起贫困的原因有很多，而且这些原因之间又存在着复杂的相互联系，本文主要着眼非制度因素来分析昆山市贫困形成的原因。
二、 昆山市贫困人口现状
目前，昆山贫困人口包括：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赡养人或抚养人的“三无”人员，贫困的失业者，分别领取基本生活费、离退休金或养老金而家庭人均收入仍低于当地贫困线标准的在职职工、下岗人员和离退休人员，因病或由于突发灾难致贫的人员，贫困的农民工，其他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生活低于当地贫困线标准的人员。截至2007年末。昆山大概有人口67万，其中65%的人口都住在城镇，据2005年的统计数据，城市人口为27.03万人，受低保的人数为2039人，贫困发生率为0.75%.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贫困发生率有不断上升的趋势。其中要特别指出的是，据近期统计数字，昆山本地户籍人口接近68万，外来暂住人口为125万，是本地户籍人口的将近2倍，这给昆山扶贫事业又增加了沉重的负担。
三、贫困的非制度因素分析
（一）导致贫困的个人层次原因
按照亚当.斯密的分析，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下，劳动者自身素质的高低和个人选择都是影响收入的重要因素。较低的劳动力素质——可能来自于先天的遗传，也有可能来自后天的教育和培训——和较低的工作意愿是导致一个人及其家庭陷入贫困的重要原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同样也是如此，昆山的外商和港澳台投资经济、私营个体经济、以股份制为主的混合经济等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占有相当大的市场份额，现代企业的工作已从过去的手工劳动转变为机器生产，根据2006年的统计数据，昆山生产总值932亿元，其中三产比例为1.1：67.9：31,由此数据我们可以得知，昆山比较发达的是二三产业，其中在二产中外资占有很大比例，世界500强企业有26家落户昆山，笔记本电脑产量占国际市场的六分之一。昆山人口占全国万分之五，创造了全国百分之一点三的进出口总额，超过了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从事技术工作的人占多数，在这种大环境下，一部分人贫困的原因就在于缺乏必要的劳动技能而丢了工作。也有人虽然有受到教育和培训的机会，但是因为不认真学习技术，游手好闲，生活潦倒，完全是个人原因。
（二）家庭和群体层次的原因
根据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分配理论，一个人在财富得分配体系中所能够取得的份额是与其所具有的可用于投资的物资资本和人力资本相关的；根据社会资本理论，一个人所拥有的社会资本的数量和质量——来自家庭与社会关系网络——对其物资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数量以及由此可以获得的收入和向上社会流动的机会有极大的影响，因此较少的来自家庭与社会关系网络的社会资本是一个人或者家庭陷入贫困的根本原因之一。我们当前存在一个最大的理论和实际的矛盾是：从理论上说，社会代价的后果应由全社会来分担，但是实际上绝大部分却由弱势群体来承担或主要来承担，这就是风险承担上的不公平。这种种的不公平会导致恶性循环，陷入贫困陷阱。
再根据贫困文化理论(Oscar Lewis)和贫困的情景理论的分析，一个人之所以形成贫困的价值观、具有独特的行为方式和个性心理倾向，主要是在具有贫困文化的家庭中、在贫困的文化或贫困的情境中生活和成长过程中社会化的结果。在昆山，外来人口的数量非常大，根据相关统计资料，2005年，昆山市外来人口达68.9万，首次超过户籍人口（65.5万）一方面他们的社会关系非常薄弱，另一方面，他们的聚居也会造成贫困区文化现象的出现;同时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涌入城市，但他们在教育、医疗、就业、住房等许多方面不能和城市居民享有同等的待遇。城市贫困人口由于贫困，心理压力过大，因而经常生活在苦闷、无奈、焦虑、不安、徘徊与悲观的情绪状况之下，不仅损害了他们的身心健康，而且往往产生社会不公平感，被社会抛弃感和社会剥夺感，甚至还会产生仇视社会的倾向，同时他们又要承担来自市场竞争的许多未知的风险。
（三）社会层次的原因
昆山市是一个外来人口比较多的城市，其中一部分人口由于经济、子女教育等方面的原因，就会把户口迁入城市，成为新昆山人，这些新昆山人具有以下几点特征：一是信息混杂，知识匮乏。二是心理失衡，情感躁动。三是轻视法律，道德滑坡。四是价值迷乱,理想矮化。昆山本地户籍人口在身份上又具有一定的优越感，对贫困人口或外来的新昆山人存在一定歧视。
正是由于以上这些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导致他们产生贫困的原因，他们的政治参与机会少，社会影响力小，再加之由于社会和个人等原因而遭到排斥，因此无法通过合法的途径表达自己的正当意愿，更无法亲自参与制定关系自身利益的决策。政治权利的匮乏和剥夺，使他们经常处于被忽视和歧视的地位，不仅导致了城市贫困人口生活质量的下降，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无法充分享受一个公民应该享有的政治和社会权利，这使他们陷入更加孤立无援的境地，极易使他们远离社会的主体结构和主流的生活方式而形成一个独特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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