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的经济改革获得了西方国家的赞扬，这也是西方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所希望看到的，与苏联80年代在困境中的探索类似，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在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种风潮。从20世纪80年代起的三十年内日本以援助的名义共支援中国2248亿元，其中固然有历史的原因，更主要的是其蕴含的欧美在苏东、拉美等国推行的金元战略，与这些国家不同的是中国没有在经济、政治主权方面让步，因此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没有陷入资本主义的泥潭，保持了改革的独立性。到了20世纪90年代，苏东发生剧变，社会主义阵营在效法欧美放松管制，行业组织去行政化的改革不但没有搞活市场，反而使政府失去对经济的控制，经济的困顿导致国内民众的不满，政府不得以采取高压或是妥协政策，其结果是社会主义政权的丧失；拉美新自由主的样板阿根廷、智利先后陷入了经济停滞，尽管改革初期的拉美获得了西方国家的经济、政治支持，但是放松经济管制的直接结果就是外资的涌入，资本市场的混乱，整个拉美90年代被誉为“失去的十年”；亚洲的日本在经历了高发展的10年之后，经济泡沫出现，各大行业组织尽管与政府实现了良性互动，但由于外向型经济的依赖性和日渐做大的经济实体对于政府的离心性增强，使得政治、军事力量相对薄弱的日本成为经济立国的典范，经济上的挫折导致了持续近二十年的政治、社会调整期。有鉴于此，中国的行业体制改革在学习日本的M型改革战略时保留了政府的作用，而摒弃了商会、行业协会的自身作用，这也是被后来以善治为标准的学者所认为的中国行业协会行业改革的弊病最重要的就是“二政府”的定位；但与法国、德国的行业组织行政化不同，尽管中国的大部分官办行业组织也具有行政功能，但是与法德两国的积极行政相比，中国的行业组织还被诟以“无所作为”，基于此中国的行业体制改革被定义为失败。
但是，这个评价标准是根据欧美的新自由主义退化而来的善治来作为依据的，如果作为评价标准的新自由主义或是善治本身存在问题，那么中国的行业体制改革失败的定义就值得商榷，正如辛西娅·休伊特·德·阿尔坎塔拉在谈到如何解决拉美新自由主义危机时的一些建议，值得我们思考： 不再寻求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善治”的标准，鼓励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的人民发挥创造力和首创精神；放弃把机构改革“技术化”的做法，就具体的机构和计划改革加强对话；放弃在“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划一条不现实的界线的做法，进一步努力加强公共部门并奖励对公共利益有贡献者，这可能是推动公民权利讨论的一种新途径；放弃将机构改革和宏观经济政策分开的做法，认清这些领域的相关关系；放弃就国家层次和国际层次人为划分“治理”问题的做法。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反问，采取了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模式，或是其他的另类模式，让行业组织在社会多元治理中成为制约政府的一极，即实行英美路线，行业改革才会成功吗？
首先，法德两国的集权模式的行业体制改革已经告诉我们，行业组织的行政化是可以取得良好效果，法德两个的行业改革模式本身就是在保持政府的强势地位前提下进行的，区别于英美行业改革的一种成功典范，证明了新自由主义改革可以采用放权与集权多种模式；其次，英国与美国的分权式治理，即完全新自由主义意义的行业体制改革尽管奉行政府放权，第三部门分权的原则，但是政府对于关键领域的控制力不但没有减弱还有所加强，这说明分权模式的新自由主义行业改革也会因为部门的不同而有所区别，政府的推出是有选择的而不是不加辨别的；再次，日本的行业体制改革被定义为亚洲的典范，其要旨无非在于吸取了法德还有欧美模式的优点，在结合本国文化背景的条件下走一条政府与商会齐头并进的路线，这固然在一定时间段内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儒家文化的集权色彩还有封建官僚资本的参与影响，加之国家的进步过分依赖经济部门导致了M型行业治理模式中政府功能的迷失，导致了外向经济肆无忌惮的发展还有此后20年的经济停滞和泡沫；最后，苏东地区的完全英美模式的行业改革证明了，不顾国情盲目扶持第三部门的发放不能使经济改革实现善治，拉美诸国的新自由主义实践更进一步验证了英美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不能实现善治的目标，反而越治越乱，遏制“恶治”的拉美国有化浪潮成为新的发展趋势。
基于以上，我们可以对新自由主义行业体制改革做出如下评判：法国和德国反新自由主义的行业改革可以取的成功；英美在对外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同时，国内实现的确是相对保守的策略，并且在很多层面出现了对新自由主义方式的修正；亚洲日本行业改革的成功源于对英美模式的反思，且结合本国实际；苏东、拉美改革的失败是源于对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完全照搬。所以说，如果采用新自由主义的模式，行业体制改革是无法取得成功的，而采取反新自由主义策略的德国和法国的行业改革行政化却取得了积极效果。再以中国为例，上个世纪80年代初，正值新自由主义盛行的时刻，加之国内文革结束后政治、经济改革的需要，我们在很多方面学习相对成功的日本，所进行的行业体制改革即带有英美新自由主义放松管制的色彩，又有日本“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事实求是的态度，这一阶段的改革也和日本类似经历了十年的辉煌；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经济领域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在政治层面产生了恶劣的效果，西方利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渐进的融入西方改革模式的时机对我国施加压力，与此同时，我们多年效仿的日本尽管采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行业管理模式，但是经济发展出现了严重的泡沫，其直接原因就是管理层面的失误，至此我国几乎已经放弃了新自由主义完全放权的行业改革模式；但是经过了10年的行业体制改革在某些层面也有积极的进步意义，温州等地的发展也在后来证明，只要政府的管理到位，行业组织还是大有可为。在此后的二十年里，各地的行业组织有不同的发展，但是正如英美新自由主义学者所认为的，缺少政府放权的行业组织难以发挥第三治理主体的作用，中国的行业改革名存实亡。
因为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放弃了新自由主义模式的行业改革，那么正如余晖、黎军、贾西津等学者认为的中国行业组织最大弊病之一就是成为政府的附属，在此后的二十年内中国的经济管理还是采用的政府主导模式，严格意义上来讲和法德比较类似。这也很好的回答了前面的提问，为何中国的行业体制改革是不成功的，但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却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就？答案只有一个：不采用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模式，采取渐进的改革路线，保持政府对改革的控制力，这也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唯有中国是诸大国中受冲击最少的，而放弃了国有化策略的法德，以及自由化倾向严重的英美日则损失惨重。无为而治，对行业组织鼓励但不意味放纵，保持政府控制力的中国行业改革模式似乎可以算作一种新的模式，也无怪乎日本在金融危机之后高喊向中国学习了。
参考文献：
[①]宋敏（1971.12.17—），女，汉族，山东滕州人，博士，副教授，山东经济学院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教研室主任，研究方向：公共治理理论
[②]徐明春（1970-02—05）男，汉族，硕士，副教授，山东滕州人，山东经济学院财政金融学院党总支副书记，研究方向：公共政策分析
[③]王海祥(1983.11.30—)，男，汉族，山东沂源人，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非营利组织管理
[④]注释：此处的失灵悖论是作者描述政府对于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的两难决策选择所作的定义。
[⑤]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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