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先，欧美集权和分权化的行业体制改革
20世纪70年代之前，欧美诸国的福利主义盛行，国家充当了无所不能的角色，控制着社会的各个方面，政治权利的过大，导致了第三部的弱势以及整个社会运行的病态，所以撒切尔、里根政府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在引入民间资本，逐渐培育民间力量的同时，也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同时由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立国之基就是三权分立，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完善使得行业组织在发挥了应用作用的同时，避免了碌碌无为或是蝇营狗苟的状况。根据欧美诸国的国情不同，这些国家的行业体制改革具有不同的特色，一言以蔽之：欧美的行业体制改革历程中在具有较好的政治基础的同时，选择了比较适合自己的路径，政府角色适位，而不是根据欧文、萨拉蒙等学者严格意义上的非营利、第三部门为出发点。
一是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大陆型国家，这些国家在立国之初就具有较强的集权倾向，这些国家的行业协会更多的是被当作政府的组成部分或延伸机构对待的，换而言之法国和德国的行业协会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行政机构，其主要功能体现在与政府一起完成对社会成员的管理，而不是对政府的制约与监督。德国约有30万个协会和联合会等社团组织，最大的社会经济团体是德国雇主联合会（ZDH）和德国工业联合会（BDI），法国是行业协会的最早诞生国，其数量比德国略少但是覆盖范围更广。由于历史的原因，相对于英国之于美国的亦步亦趋，德国和法国更加强调自身的独立性。德国和法国的行业组织所处的行政机构以及政府延伸机构的角色根源于所以在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浪潮中所采取的国有化、管制化等与英美截然相反的政策。以法国为例，戴高乐在战后极力推行民族主义政府，他认为：国家的强盛是政府的责任……，这便是我的政府采取国有化、国家监督和现代化措施的主要动机”，在他执政的近20年里，法国一直坚持国有化，政府主导的政策；20世纪70年代，英国撒切尔开始实施新自由主义改革，私有化、放松管制成为主流，尽管法国也面临巨大的政治、经济压力，但是1981年密特朗社会党政府上台之后依然进行了大规模的国有化改革，这与隔海相望的英国民营化方式大相径庭；尽管1986年希拉克领导的保守党政府一反前任的“守旧的国有化”方针，开始新自由主义改革，但还是保留了银行、石油等主要领域的国有主导地位；随着社会党政府的重新执政，密特朗总统中断了新自由主义私有化改革，实施与之相反的国有化政策。所以说，政府的政治层面的决策取向管制还是放松就决定了，行业组织的地位，但相对于我们所强调的行业协会属于非营利组织，应该具有公益属性，应该去行政化的指导方针，法德两国的行业组织行政化的做法更加值得借鉴。
具体来说英国虽然是近代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首发地，但是其行业组织的发展反而不如美国，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相对于立国已久的英国，美国更具有贸易探险精神，其最早的行业协会成立于1978年，据2004年中国《商会信息》披露，美国现有的行业组织达到10万多个，与英国同样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类似，美国的行业组织是严格意义上的独立于政府之外的非营利组织，他们在很多领域独立发挥作用甚至是制约政府作用的发挥。包括美国商会、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企业圆桌会议、小企业和独立企业协会理事会、美国农业社联合会、美国全国农场主联合会、美国证券交易商协会、美国房地产经纪商协会等在内的近百万个行业组织几乎覆盖了各个具体行业部门，具有专业化的特色，正如威廉·欧奇所言，“由于美国强调自由竞争，最大限度的发挥市场竞争的优势，所以市场和政府之间缺少合作精神”[22]。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尽管美国一直是新自由主义的拥趸，但是在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同时，国内还保留了强大的政府干预，主要集中在财政、金融等宏观领域。
其次，日本的M型行业体制改革。
日本的行业组织出现于19世纪末期，如同日本的政治体制转型类似，一个世纪多来的日本行业体制改革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并被亚洲许多国家所效仿，其中就包括中国。日本的行业体制改革与政治变革息息相关：在19世纪中期之前，日本和中国一样处于封建社会的晚期，在欧美诸国的政治、经济侵略面前，日本在没有做好全面准备的情况下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并先后通过了《商业会所法》（1902）、《商工会议所法》（1928），这一时期的日本在力推商业经济发展，实行资本主义道路的主流模式的同时，还保存了官僚资本这种封建的残余；20世纪40年代，为了适应对外侵略的需要，日本的战时管制经济虽然否定了自由市场经济，但此时的欧美诸国几乎都实行了凯恩斯主义，1943年日本公布了《商工经济会法》；战后的日本被自动纳入美国的全球战略之中，利用美国全球化战略中的契机，日本的经济实现了飞速发展，这一时期的日本实行的是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自由化、民主化、竞争化策略，使得日本在数十年内保持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
日本的经济体制改革尽管受到欧美的影响非常强烈，但是政府的主导作用还是显而易见的，在这个方面日本吸收了法德大陆模式和英美海洋模式的优点；同时正如威廉·配第所形容的，在研究日本经济奇迹的同时不应该只看到政府的作用，日本商会与政府的完美合作所造就的M型社会是最根本的原因：日本的经济体制改革成功不是日本的通产省具有巨大的权力，而是日本商会借助传统文化的优势，形成了政府与企业沟通的高效渠道，仿佛润滑剂促进了矛盾纠纷的解决，能就重大经济问题达成意见一致[23]。
日本的行业体制改革借助全球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浪潮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顶峰，促使中国等亚洲国家纷纷仿效，1980年，国经委《日本行业管理的考察报告》公布后，中国开始了行业体制改革之路，在最初的模式设计上日本无疑是我们的榜样和目标。但是在随后的近二十年内日本的行业体制改革并没有象开始那样成功，整个经济的发展也陷入停滞，认真分析日本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成败成为中国行业改革的前提。
最后，苏东、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行业体制改革
苏东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尽管也存在行业经济组织，但是由于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制约和国情的限制，在政府权利和干预过于强大的状况下，行业组织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在20世纪80年代末之前社会主义国家也普遍陷入经济危机之中，并由此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政治危机，迫使社会主义国家向西方学习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发表论文。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中流砥柱，其经济的发展经历了短暂的辉煌之后，集权模式受到了广泛质疑治理，赫鲁晓夫调整农业政策，改革高度集中的工业管理体制；勃列日涅夫上以工业为重点的妥协模式的经济改革；戈尔巴乔夫广泛运用经济管理方法，抛弃发号施令和行政命令的方法。这些层次递进的改革其结果就是使得苏联在经济转轨时期所进行的行业改革，采取了完全照搬美英商会的模式，一下子解散了原来的政府行业主管部门，放弃了政府对于市场的干预和控制，在不具备欧美行业改革的 基础的同时又忽视了本国的文化传统，导致经济改革的失败最后蔓延到政治领域。
中国的行业改革始于20世纪80年代师法日本，但是与苏联不同，我们没有彻底的放弃政府对于经济的控制，行业组织的管理部门还是采用了行政化的模式，在苏联解体之后，面对新自由主义的威胁，中国的行业体制改革并没有彻底进行；但此时的经济发展压力又十分强大，迫使政府采取了近乎于停滞和放任的改革策略，市场在一定范围内的自由运行成为主流模式，使得具有行政机构特色的行业组织依然存在。所以，我们得以避免苏东的悲剧，又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经济的发展。到了20世纪90年代，日本、欧美的经济先后陷入停滞，中国的行业改革虽然还在学习西方，但更重视的是自己的国情和特色。
四、 行业体制改革：中国“虽败犹荣”？
行业组织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如果市场经济体制以及与之相配套的政治体制模式完善，那么行业管理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实现善治；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行业体制改革兴起于欧美，不可避免的具有新自由主义的特色，如果本身符合新自由主义实施的条件，欧美的改革策略可以模仿，若果不完全相同，可以效法日本与自身的条件相结合，若是完全不一致，贸然的西化只能导致苏东的悲剧。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化、民主化、市场化，特别是去管制化认为行业组织能否发挥作用和政治干预的强弱相关，并认为：强政治若行业，以中国19世纪末的商会发展高潮验证似乎颇有道理，但实则不然。
虽然现在的中国行业组织在政治经济领域的作用不甚明显，但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的中国行业组织，却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诞生于19世纪末其的中国同业商会，尽管学界只把它当做行业协会的前身来看待，尽管它的发展及组织功能还不完善，但是许多同业商会在它们的章程中明确提出：发展实业，实业救国，救孤济困，兴办教育的办会宗旨，并且在实际中也是促进中国崛起的重要力量。由于战乱割据等原因，政府对行业协会的控制力量减弱，一方面政府希望通过法制建设和相关章程、条列的实施，将同业公会纳入国家可控制的轨道，同时在政治上加强渗透，将同业公会纳入政党政治范畴[24]；另一方面又迫于统治力的不够，不得不放权给行业组织，使其在相关的领域具有相当的权威。这一时期的行业组织对政府的依赖性减弱，并利用自己的力量进行政治权利的表达：在1912——1921，同业商会参与制定的实施性经济法规达40余种，并且从1904年起，就积极地迎接、参加和领导了收回利权、抵制美货、地方自治、国会请愿和辛亥革命等[25] 。综上所述，中国商会之所以成为当时政治经济领域的重要力量与当时政府的放权、政治力量的薄弱息息相关，由此一些学者论证说新自由主所主张的政府放权、自由化、市场化是行业组织实现善治的根本途径，我们的邻国日本在战后的三十年内迅速成长为第二大经济实体，使得同处于儒家文化圈的中国也师法日本，进行具有新自由主义实质的体制改革。在邓小平的倡议下,中日经济界著名人士于1981年共同发起举办“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它成了学习日本发展经验的一个重要渠道?此外,我国对日本经济的研究热潮,也反映了人们对日本发展经验的高度重视?据中国社科院日本所统计,在20世纪80年代全国主要报刊中发表的有关日本经济的文章的数量在所有研究外国经济的文章中年年占据首位。赵紫阳等国务院领导根据1980年国经委的《日本行业管理的考察报告》，提出：“工业的调整，要从行业搞起，按行业组织，按行业管理，按行业规划”的改革方针更是吹响了持续三十年的中国行业体制改革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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