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先，第一个阶段：1980年至1992年的学习探索阶段发表论文。
受欧美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几乎所有的国家都陷入了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改革狂潮，中国也概莫能外。这一时期的世界经济改革的特点是：从经济领域的改革开始，最后演变为政治革命，苏东等社会主义国家就是没有经受住新自由主义的考验，没有把握好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关系，到了改革后期导致了政权的易帜。这一时期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也进入了关键阶段，随着我国的重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传统的高度集中的部门管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日益市场化的经济运行模式。在国外新自由主义的冲击之下，改革成为迫切的需要，借助欧美、日本等国家的行业自律管理经验，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赵紫阳等国务院领导明确提出了改革部门管理体制，建立行业自律机制的指导思想，以此拉开了我国自上而下推动的行业改革序幕：
1980年，国经委《日本行业管理的考察报告》，我国开始行业协会的试点，中国包装技术协会等第一批行业协会出现[⑥]；1982年，国务院提出：“工业的调整，要从行业搞起，按行业组织、按行业管理、按行业规划”的行改原则[⑦]；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正确发挥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专业经济管理部门要从具体管理直属企业的生产经营转向搞好全行业管理，制订行业发展规划，研究行业内重大经济技术政策，组织信息交流、技术开发和人才培训工作”[⑧]，并对机电部门进行改革；1988年，李鹏政府工作报告，确立国务院机构从经济部门做起，一批全国性的行业协会建立[⑨]；1989年，国务院第36号令（《外国商会管理暂行规定》），以规范和促进协会发展。
第二个阶段：1993-1998年的试点推进阶段
这一时期欧美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已经取得显著效果，但是拉美等欠发达国家的实践却证明近乎于完全放任的市场、第三部门手段，并不能使经济改革取得良好的效果，且进一步加剧了社会政体的动荡。以原苏东地区为例，整个90年代几乎是经济动荡的代名词，而拉美则被称为失去的十年。鉴于以上的国际形势，这一阶段的经济体制改革以有区别的调整为主。中央再次对经济管理体制进行调整，将专业的经济管理部门分为三类：一是改为经济实体，不再担负行政职责，即由部委改为公司模式；第二类是，改为行业协会，协助政府发挥行政作用，即由部委改协会模式；第三类是近似于行政机构。
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发展市场中介组织，发挥行业协会、商会等市场中介组织的服务、沟通、公证、监督作用”[⑩]；1995年，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要把不应由政府行使的职能逐步转给企业、市场和社会中介组织[11]； 1996年，国务院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附录十五），对电力产业机构设置和管理职能进行改革，1998年撤消电力工业部，国家经贸委承担国家电力产业政府职能治理，各省区组建省级电力行业协会[12]；1997年，十五大报告指出：要把综合经济部门改组为宏观调控部门，调整和减少专业经济部门，加强执法监管部门，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13]；1997年，国经委印发《关于选择若干城市进行行业协会试点的方案》的通知，把上海、广州、厦门和温州四个城市培育行业协会试点[14]。
第三个阶段：1999年至今的精简合并调整阶段
自1989年治理被世界银行用于概括当时非洲的情形开始，到1998年全球治理委员会明确提出治理的概念，从此宣告了治理时代的来临。有鉴于新自由主义的失败，那种宣扬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的带有强政治色彩的改革受到普遍抵制，治理理论所宣传的“多元共治”、“多中心”理论适应了发达资本主义“颜色革命”的需要，自此全球进入了治理时代。尽管中国许多学者有鉴别的宣传治理理论，而且在事实上治理理论的诸多原则也符合我国经济体制的需要，这一时期我国的行业协会向着更加独立的第三部门治理主体的方向发展：
1999年，国经委印发《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工商领域协会的若干意见》（试行）的通知，对行业协会的性质、功能及其促进措施，作了更明确的表述[15]；2001年,国务院发表公告，撤销国家经贸委所属9个国家局，成立包括机械工业协会、钢铁工业协会等10个工业行业协会和商业联合会等协会，并赋予这些协会部分政府职能[16]；2002年，国家经贸委印发《关于加强行业协会规范管理和培育发展工作的通知》，提出按照调整、规范、培育、提高”的工作方针加强行业协会的规范管理和培育发展[17]；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在完善市场体系部分明确提出：“积极发展独立公正、规范运作的专业化市场中介服务机构，按市场化原则，规范和发展各类行业协会、商会等自律性组织[18]；2007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推进商会行业协会改革与发展的若干意见》。
中国尽三十年的行业体制改革无不体现了当时国内外大的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也正是由于国内外各种理论、体制之间的巨大反差造成了中国行业管理徒具虚名的现状。据调查发现，目前官方协会占据了中国行业协会的绝大多数,官方协会完全在政府的主导下成立与发展,在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19]。尽管我们建立了自上而下渗透各个部门、系统完备的各种行业组织，可是从实践效果来说，自上而下建立的行业协会还没有脱离行政体系的范畴，其作用还是存在于行政管理层面，覆盖面狭窄，社会合法性不足，被称为“二政府”，并且随着公有制经济的衰退代表性越来越低；而自发产生于市场经济中的体制外行业协会却由于双重管理体制的制约，政治合法性和法律合法性不足，难以充当市场和政府间交流的桥梁和纽带，同时由于市场本身的利益最大化倾向，民间协会往往容易走向限制竞争，损害社会公益，增加社会成本的“私益”之路。一言以蔽之，中国的行业体制改革并没有实现善治的良好初衷。甚至是被奉为典型和改革方向的温州地区的行业协会，经调查发现也存在失灵现象，其原因在于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和地方政策的变迁[20]。
正如余晖所言，中国的行业协会组织在生存状况上大致有三种，“有1/3难以维持，有1/3勉强维持，只有1/3发展得较好。第一类行业协会既无信息功能，更谈不上协调会员间的集体行为；第二类则功能比较单一，以提供简单的信息服务为主，同时承办政府委托的一些‘寻租’机会较少的工作；第三类或者延伸了政府的可寻租的管制功能，或者通过自身的功能创新，在信息提供和协调组织方面都赢得了会员企业的信任，正朝着自治性组织的方向发展。但总的来说，现存的行业协会大都更习惯了依赖政府的支持，难以真正成为会员企业的真正代表”[21]。近几年来被政府委以行业管理众人的行业组织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还仅仅是中国牙防组事件、方便面协会涨价风泼、彩电联盟的操纵市场问题、奶业协会的不作为等等，除此之外很难见到全国范围内的行业协会组织有实质性的工作成效，可以说在全国范围内的中国行业体制改革是失败的。中国学界针对行业体制改革失灵的问题，一般是以治理理论的三元共治作为出发点，认为当前中国政府的权利过大，经济发展的需求依然迫切，民间组织特别是行业协会发展先天不足来解释这一现象。尽管这一解读是比较中肯和符合实际的，但是却没有在本质上把握政府权利、经济影响为何限制了行业组织的发挥？先天不足时行业协会的缺陷，但是民国时期的行业组织为何在政治上发挥了重大作用？学者们以治理理论来分析中国行业改革，在理论和假设上就不得不以新自由主义作为成败的衡量标准，但是在原因分析上却没有认清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因素对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行业体制改革的负面影响，治理是工具，新自由主义确是本质。
三、国外行业体制改革的新自由主义路径解析
新自由主义改革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撒切尔政府的上台为标志，明显早于治理理论的的产生，但是由于新自由主义的基本观点被治理理论所继承，因此治理理论是新自由主义在冷战结束后的新的产物。治理理论所应对的拉美、亚非问题，都是在非资本主义势力范围所进行的改革，其基本主张如：政府并不是国家惟一的权力中心，各种公共的和私人的机构只要其行使的权力得到了公众的认可，就都可能成为在各个不同层面上的权力中心实际上就是新自由主义政治层面的政治自由化；治理意味着参与者最终将形成一个自主的网络，即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去管制化。由于资本主义国家较早的进行了资产阶级政治改革和经济发展，新自由主义的实施有了充分政治、经济、社会条件准备，所以欧美的新自由主义改革，适应了西方发达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需要，是适时适地的；但是以拉美、亚非为代表的后发展中国还要面临独立、生存、发展的巨大压力，它们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则是一种被动的，由西方主导的，是在不合适的时间、不合适的地点、以不合适的方式进行的一场不合适的改革，其结果不想可知；苏东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阶层没有正确认识到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互动关系，政治上的盲目自信与经济领域的驾驭能力低下造成了社会主义政党对政权的丧失，虽然具有改革的成功动因，却没有合适的改革路线、方针、以及正确的领导者。
中国的行业体制改革如前所述始于20世纪80年代，与中国的经济改革同步，国内方面中国文革刚刚结束，百废待兴，政治上由个人专断型政府向集体威权制转变，经济上也面临着公有制瓶颈的压力；国外方面，欧美等国为了解决公共负担过重，政府效率低下等问题，采用了新自由主义的改革策略，在取得相对成功后逐渐放弃了冷战时的武装侵略方式，以新自由主义改革所主张的去管制化、市场化、自由化，通过培育社会组织的方法来达到颜色革命的目的。所以无论是中国还是欧美发达国家，尽管改革的原因不同，面临的压力不完全类似，初衷也不尽相同但是都不可避免的采用了以改革解决问题的方法。中国的改革包括政治、经济两大主体，社会改革寓于其中，但是在改革的先后顺序上，和幅度上是有所不同的，与欧美、拉美相比，中国的改革是先经济后政治。以1989年，国务院提出工业的调整，要从行业搞起，按行业组织、按行业管理、按行业规划的行改原则为标志，我国在维系政治稳定的前提下，以经济带动政治的行业体制改革开始，可以说经济体制改革的初衷是以变部门管理为行业管理的方式实现行业改革的善治。但是正如新自由主义的政治自由化，经济市场化，公民社会化主张一样，单纯的经济改革或是政治改革都很难实现既定的改革目标，虽然中国的改革是以经济为主，但是行业体制的变革却受到国内外政治因素的制约。治理理论强调第三部门对于政府的制约和分权，新自由主义也主张培育民间组织作为政府的补充和监督治理，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以行业协会为代表的第三部门与政府之间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即强政府——弱行业，弱政府——强行业。就如同行业组织是连接政府和市场的纽带类似，也与百年现代史以来为了纠正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相互出现的局面才引入第三部门，政府和行业组织之间不单单是授权与被授权，监督与被监督，支持与支持的关系，更多的是二者之间的利益博弈甚至是利益冲突，所以在协调政府与行业之间的力量平衡方面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几种情况，而这些国家的行业体制改革也为我们提供了有所裨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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