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导读:：善治作为一种全新的治理理念，已经逐步地打入中国市场，不断被学者及当局研究并予以尝试。从1949年建国之初开始至今，为适应新时代各个方面的发展，我国进行了多次政府体制改革。本文立意从政府治理的角度出发，把善治的理论运用于政府体制改革的研究过程中来，力图寻求一种基于“善”的视角下，更具有现实性、科学性和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
论文关键词：善治，治理，政府体制改革
石佑启，杨治坤认为，善治是治理的发展，是政府和公民对公共行政事务的合作治理，其实质是国家的权力向社会的回归，还政于民；它表征着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一种宽容为本、合而不同、合而共生的互动共进关系。善治在向度认识和路径选择上为行政体制改革注入了新的力量，我国已进行多次行政体制的改革，但仍有些许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可以尝试把善治的理念容入其中，去纠正，去完善。
一、治理与善治的概念解释
“善治”由“治理”发展而来，“治理”一词最早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末。
20世纪90年代以来，“治理”及“善治”概念日益成为公共管理的核心概念，治理理论是在西方学术界日渐崛起的“显学”，形成了不同的研究途径，而合作网络途径则是其在90年代中后期的新进展。
而在中国，治理一词被翻译过来之后，最早出现在市政学中，用来研究如何有效地解决城市和地方上的种种问题。自90年代以来，这一概念不再局限于政治学领域，而是被广泛地应用于经济社会领域。然而由于分析角度和对象的不同，学者们对治理的内涵有着不同的理解治理，在定义远未能达成一致的看法。在R.罗茨看来，治理可用于指代任何活动的协调方式，至少有六种不同的用法：作为最小国家的治理、作为公司治理的治理、作为新公共管理的治理、作为“善治”的治理、作为社会——控制系统的治理和作为自组织网络的治理。陈振明在《公共管理学》一书中指出，治理理论体系有三种研究途径：“政府管理”的途径、“公民社会”的途径、合作网络的途径。
治理理论认为，治理可以弥补国家和市场在调控和协调过程中的缺陷，但治理不是万能的，它也存在着失效的可能。而有效的治理必须建立在国家和市场的基础之上，它是对国家和市场手段的补充论文范文。
善治是一种全新的治理理念，其根本特征在于政府与社会两者建立良好的合作互动关系，以提高效率，保证为人民服务宗旨的贯彻。
善治，是指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公民具有足够的政治权利参与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善治是中国政府实现角色转换的目标之一。概括地说，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俞可平教授认为构成善治的基本要素则主要包括合法性、法制性、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性、有效性、参与性、稳定性、廉洁性和公正性等10个方面。合法、法治、负责、透明、有效的政府构成了善治的基本要素，成为规范政治权力的主要标准。
从统治走向治理，从善政走向善治就成为完善治理结构和建立有效治理的必然趋势。
二、政府体制改革历程
20世纪最后的20余年，为迎接全球化、信息化、国际竞争加剧的挑战以及摆脱财政困境和提高政府效率，西方各国相继掀起了政府改革的热潮。它的基本取向是以采用工商管理的理论、方法及技术，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强调顾客导向以及提高服务质量为特征的“管理主义”或“新公共管理”，它往往被人们描述为一场追求“3E”目标的政府管理改革运动。这场改革使支配了20世纪大部分时光的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向“管理主义”或“新公共管理”模式转变，即形成政府治理的新模式。
当代西方“新公共管理”改革起源于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并逐步扩展到其他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
而在西方进行“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同时，我国也根据具体国情不断探索适合中国的政府体制，逐步进行政府机构改革。
我国目前正处于由计划向市场的转轨时期，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建立起一个灵活、高效、廉洁的政府，形成新的政府管理模式。
从1949年到2011年我国前后经历了九次较大的以机构改革为重点的行政体制改革。
（一）第一次机构改革——1952年，加强中央集权
（二）第二次机构改革——1956年，中央向地方下放权力
（三）第三次机构改革——1960年，重新强调集中统一
（四）第四次机构改革——1982年，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实行干部年轻化
（五）第五次机构改革——1988年，转变政府职能是关键
（六）第六次机构改革——1993年，适应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
（七）第七次机构改革——1998年，消除政企不分的组织基础
（八）第八次机构改革——2003年，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
（九）第九次机构改革——2008年，加强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
纵观历次机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显示了必然的缺陷。我们应该不断吸取经验，把新的好的理念融入改革方案中。
改革取得的成效主要体现在：对于政府改革的重要性、必要性和迫切性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共识；机构和人员膨胀势头得到了有效的抑制，机构逐步精简并加以重构；政府职能转变迈开实质性步伐，政府管理体制和运行方式创新力度加大；在政府间关系（包括中央与地方关系、政府部门之间关系等）的理顺治理，政府与企业、市场和社会的关系的调整方面有较大进展；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基本框架已经确立，依法治国和法治行政观念开始深入人心等。
另外，王忠禹总结了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五条基本经验：坚持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为改革的目标，把转变政府职能作为机构改革的关键；坚持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把精兵简政和优化政府组织结构作为机构改革的重要任务；坚持积极稳妥地方针，既审时度势，把握时机，坚定不移地迈出改革步伐，又充分考虑各方面可承受的程度，审慎地推行改革；坚持机构改革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相结合，制定配套的政策措施，妥善安排分流人员，优化干部队伍结构；坚持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分步实施，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进行改革。
三、善治理念下的政府体制改革
建立在前八次行政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提出来的大部制改革，着重加强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构建服务型政府，那么构建服务型政府，自然是离不开广大公民的共同参与的。而善治的特色就在于重视政府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与公民的互动。
俞可平教授提出，发展公民社会，最终是为了实现善治的政治理想论文范文。概括地说，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型关系，是两者结合的最佳状态。善治的基本要素之一便是参与。这里的参与首先是指公民的政治参与，但不仅仅是政治参与，还包括公民对其他社会生活的参与。善治实际上是国家的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善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善治表示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或者说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好合作，从全社会的范围看，善治离不开政府，更离不开公民。没有公民的积极参与和合作，至多只有善政，而不会有善治。
那么具体到政府体制改革方面，从善治的角度出发，石佑启和杨治坤认为善治与行政体制改革是双向互动的，即存在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一方面，善治对行政体制改革产生影响，包括：其一，从政府垄断走向市场和社会参与，其二，行政组织从金字塔结构走向扁平式结构，其三治理，从集权行政走向分权行政，其四，从统治与管制行政转向服务行政；另一方面，行政体制改革对善治有所回应，体现在观念革新和制度创新两方面，关于前者他们主张：从专制行政走向民主行政，从无限政府走向有限政府，从人治的政府走向法治的政府，从高度集权的单中心政府走向分散的多中心政府，从封闭行政走向透明行政，从低效行政走向高效行政；关于后者应该做到：调整政府职能结构，合理配置行政权，改革政府组织，完善公务员的管理制度，转换行政管理方式，推行电子政务、健全行政程序制度。
在西方国家行政体制改革方兴未艾的同时，善治理论也逐渐在我国的体制改革运动中日渐成熟。邹虎认为，就我国而言，中国政府管理体制中存在的 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官僚作风较为严重的问题，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要求相去甚远。因此应该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合理借鉴国外善治理论的优秀成果， 加快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服务性政府的四条途径：落实科学发展观，培育公务员的“公共人”理念、创新政府服务方式；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完善 公共服务体系，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培育和发展公民社会组织，优化社会治理资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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