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另一种研究视角是将杨德昌电影拉到时间轴上，分析对比杨德昌电影在新电影运动前后的变化，以此来深刻剖析新电影运动和导演之间的相互影响。这方面的代表有朱莹莹的《长镜头下的现代性主题――论台湾新电影前后的杨德昌》、刘硕的《历史全景与个体特写――杨德昌与台湾电影的光阴故事》、杨群的《杨德昌：台湾新电影旗手已经倒下》等。朱莹莹在《长镜头下的现代性主题――论台湾新电影前后的杨德昌》一文中认为，杨德昌从新电影运动开始就一直坚持人文关怀和写实风格。在新电影运动结束后，他仍继续着自己对电影所表达出来的艺术思想的追求，坚决不向市场低头，而将电影提升为一种审视现实、反省现代文明、关注人的视觉艺术。其后期作品《独立分子》、《麻将》、《一一》等始终贯穿着这些理念，片中的写实不再是新电影运动初期散文化的写实，而是一种客观又冷峻的写实，折射出台湾社会快速进程中的林林总总。杨群在《杨德昌：台湾新电影旗手已经倒下》中则表现了对台湾新电影后、杨德昌逝世后台湾电影发展的悲观情绪。他认为杨德昌的逝世，标志着台湾新电影彻底走向没末路，他为后继无人的台湾电影表示担忧。
B、对于侯孝贤导演的研究
关于侯孝贤导演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方面，一方面是其艺术风格的研究，并从中窥视台湾新电影整体的艺术风格特征，主要认为侯孝贤影片多立足于台湾本土，表现台湾乡土文化，多用长镜头、固定镜头、空白镜头等营造一种诗意情境，并在作品中注入悲天悯人的情怀，具有浓烈的怀旧思绪，其镜头语言、美学风格是台湾新电影中的典型。这方面具体有李蕾的《台湾电影导演侯孝贤的艺术风格》、孟洪峰的《侯孝贤风格论》、白娟娟的《东方情趣与乡土诗意的双重建构――论侯孝贤电影的人文化风格》、尹冬的《侯孝贤：景框世界中的东方情致》等。其中王巍的《试论侯孝贤及其台湾新电影的审美特征》比较具有代表性，他认为侯孝贤以其独特的风格，深厚的艺术造诣，引领着新电影运动，并认为侯孝贤电影风格表现为独特的散文结构、淡淡的诗化叙事风格、浓郁的“台湾乡土”气息、写意式的中国美学（留白、长镜头、景深镜头）文学艺术论文，这些都影响着台湾新电影运动的发展。孟洪峰则更主张从感性视角出发来感受侯孝贤，他在其《侯孝贤风格论》中说到“要用感觉的神经触摸侯孝贤的感觉，让理性融于感性之中”。将侯孝贤电影风格印象归纳为：闷、愣、浑；将其电影风格特征则归纳为：物化情绪、心理张力。看似沉闷的电影中实则蕴含着作者对现实反思的态度，对人生冷静的看法，这是一种深度、厚度。
另一方面是关于侯孝贤导演电影人生的研究。这些研究中多是以历史纵向的视角来记录阐述侯孝贤的电影人生，并突出他与台湾新电影的关系。冷波在《用光影记录生命和历史――台湾电影导演侯孝贤》一文中就记录描述了侯孝贤从出生到现在的电影心路历程，从爱情商业片到举起“新电影运动”的大旗到写实主义风格的确立再到如今依然坚持走自己的路。李相则在其《儒梦人生――侯孝贤电影的作者特质》一文中以作者论的研究方法，通过对侯孝贤个人经历、时代背景和艺术道路的审视，揭示了其影像系统中所呈现出来的作者电影特质和儒者的民族文化底蕴。
4、对于台湾新电影价值、影响的研究
台湾新电影在台湾电影史上、中国电影史上都划下了浓重的一笔。新电影在美学、文化、思想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引起了不少电影理论者对之进行总结和反思，希冀能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对于台湾新电影价值和影响的研究也就是新电影究竟给人们带来了什么的问题。
对台湾新电影影响的研究主要表现为积极和消极两方面，但多数学者从艺术性角度出发对台湾新电影提出赞扬。如黄文杰在《当代视角下台湾新电影：立场、旨趣与美学》一文中提出，台湾新电影的价值贡献不能因为商业风潮的盛行而被抹灭，应该重申和强调新电影的价值贡献。他指出台湾新电影在提升电影格调、反思现实环境、创新电影语言等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并认为把台湾电影市场萎靡怪罪于新电影的观点欠妥。孙慰川在《台湾新电影运动评述》一文中也指出了新电影的功过，一方面他认为新电影为台湾文化的成长与反省尽了一份力量，使电影的艺术和历史文化意义得到凸显，同时也使台湾电影受到了国际重视，为台湾培养了一批杰出导演。黄钟军在《一代台湾人的心境塑造》一文中则补充到，新电影除了在台湾电影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外，还对后来的李安、蔡明亮等新一代导演产生深远影响，这使台湾电影在某种层面上得以延续。另外一种声音是学者对台湾新电影进行的反思，尽管声音微弱，但值得引起我们思考。如有学者认为台湾新电影在追求思想性和艺术性时，没有对电影的通俗性、娱乐性、商业性和观赏性予以充分的重视，导致广大观众最终对新电影失去兴趣，市场最终将其无情地淘汰出局。也有学者认为台湾新电影太过于自我，并没充分考虑到观众的需求与审美习惯，大段大段的长镜头以及去戏剧性的散文结构也使得观众觉得晦涩。电影毕竟是面对大众而非精英阶层，理应考虑大众的审美习性。
5、对台湾新电影和其他新浪潮比较的研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电影史上辉煌的一页，除了台湾新电影运动外，中国第五代导演正在大陆崛起，香港新浪潮运动也进行得如火如荼，三地电影遥相呼应，成为国际影坛上一道亮丽的风景论文下载。虽然同是电影“新浪潮”运动，但由于政治、历史、地域等复杂原因，具体表现各有不同，很多学者将研究视角放到这几个新浪潮的对较中，得出了不菲的成绩。主要分为两个方面：
A、 台湾新电影和第五代导演的比较研究
陈犀禾在《第五代导演和台湾新电影之比较研究》一文中主要从意识形态和文化方面分析了两种新电影的不同之处，并分析了产生不同的原因。他指出“第五代”更多的具有“逆文革情结”，而台湾新电影则具有强烈的“本土意识”。贾音在其《两岸三地电影思潮浅析》一文中，也对大陆第五代导演和台湾新电影进行了比较分析，提出了其相同点和不同点。他认为二者产生的背景相似，二者的电影理念有共通之处；不同点在于两者革新程度上有所不同，主题深度不同，对待商业因素的看法也不同。杨曙在其博士论文《近二十年两岸三地华语片文化状态比较》一文中从时代背景、身份文化、人文视角、娱乐立场、审美类型、哲学理念等角度比较分析了台湾、大陆、香港的电影运动，并对各地电影发展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其中包含了大陆第五大导演和台湾新电影的比较研究。
B、 台湾新电影和香港新浪潮的比较研究
张晓远的《龙生三子,各有不同―小论大陆第五代,香港新浪潮与台湾新电影之异同》、李春红在《台湾新电影与香港新浪潮电影》、姚晓蒙的《两岸新电影：一种社会学比较及分析》等都从不同角度出发分析比较了台湾新电影和香港新浪潮。其中李春红提到，台湾新电影和香港新浪潮在拍摄手法上不同，台湾新电影是反对好莱坞、提倡本土化，而香港新浪潮则努力靠近好莱坞。就题材、内容而言，台湾新电影呈现的是台湾多年来的变迁史。而香港新浪潮缺乏历史沧桑感和历史负重感。另外，香港新浪潮电影并没能建立一个自足于传统以为的新典范。而台湾新电影的导演有一种团结合作的集体意识。姚晓蒙在《两岸新电影：一种社会学比较及分析》则认为不能简单的比较探讨新电影的美学风格和电影语言文学艺术论文，而要从决定这种风格和语言的因素出发，从电影工业、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以及社会体制及其历史的角度来对两种新浪潮进行比较。
6、对台湾新电影其他方面的研究
在对所有文献进行分类整理过程中，发现有少部分文献无法纳入以上分类，因此将这些不便分类的文献归于对台湾新电影其他方面的研究中。如刘津的《影片为影展而拍还是为大众而拍―浅析台湾今年来的电影状况》一文分析了台湾新电影在国际上频频得奖，但票房惨淡的尴尬困境，理性的分析了台湾电影所面临的困境。但文中并没为台湾电影的发展指明方向。汪方华在《台湾新电影中的台北形象与中国身份》一文中则从意识形态出发，通过对台湾新电影中代表性导演侯孝贤、杨德昌、蔡明亮以及其影响下的一代电影人作品的分析，试图描述他们对都市化进程中台北的独特表达和深刻情感，以及影片中所流露的“孤岛情结”和国族意识。李天铎在《八十年代台湾新电影的社会学再探》一文中则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试图将台湾新电影放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台湾社会变迁历史脉络中，以检视其社会文化意义。还有相关文献阐述了台湾新电影产生的历史背景及电影背景。
五、台湾新电影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关于台湾新电影研究的内容颇多，成绩突出，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各自有所侧重。但台湾新电影作为一种运动思潮，也作为台湾电影史上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及其创作，有其复杂性。纵观现有的研究，笔者认为尚有以下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1、对台湾新电影的研究多是从主题、艺术表现手法等出发对其表示褒奖。而较少从商业运营角度出发对其进行反思，即或有类似的研究，声音也较为弱小，且多从自身主观感受出发进行研究，并没有形成一定理论体系。台湾新电影始终是要面向大众，但在创作中却很少考虑大众的审美习惯、接受需求，最终导致新电影失去观众、失去市场，走向了灭亡。电影有其艺术性，也有其商业性，应该将两者有机结合，实现市场和艺术双赢。
2、研究台湾新电影是为了更好的促进台湾电影及中国电影的发展，但目前的研究多只是停留在研究本身上，如研究其主题、表现形式、艺术风格等，却并没有对当今电影业该如何借鉴台湾新电影提出建设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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