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火见子也是一个“逃避意识”极强的“反英雄”人物。火见子结婚一年后丈夫自杀，“无论春夏秋冬她总是白天躲在阴暗的卧室里，想着什么极神秘的事情。房间里像布满烟雾似的，她几乎一根接一根的抽着‘紫罗兰’香烟。她总要在傍晚以后才出家门。”她并不希望再婚，并且在大白天里苦想，到了晚上就开车到街上彷徨，每天就这么过日子。客厅里是“一片黄昏的幽暗，就像生病家畜躺着的稻草窝，屋里飘荡着热乎乎、湿漉漉、淤塞的气味。”“火见子冲淋浴、穿衣，稍稍化妆之时，甭说拉开窗帘，屋里连盏灯也不会点。”
火见子的房间具有重要意义，火见子的房间具有“被监禁、被封闭”性，火见子把自己封闭在房间里，表现出极强烈的“墙壁”意识和“逃避意识”。在这里鸟又重新酗酒，得到火见子的抚慰，鸟焦躁不安地等待婴儿死亡；火见子在此思考“多元宇宙”，了解到鸟的非洲旅行计划，并且想与离婚后自由的鸟游遍非洲。而在“游遍非洲”的梦想上，他们找到了共同的逃避现实的可能性。在残疾儿问题上，火见子希望与鸟共同成为“同谋者”，把婴儿交给堕胎医生“处理”，鸟与妻子离婚，而后两人去非洲。火见子如同鸟的一面镜子，真实地照出了鸟心灵的丑恶。鸟最终还是醒悟过来，决定为孩子动手术，并想要把残疾儿接回来，承担起责任，他说：“我是想不做回避责任逃避现实的男人。”火见子说：“我们去非洲旅行的诺言怎么办？”火见子在新的希望破灭后，从更高处跌了下来。
三、“光明”的结局和存在主义者的超越
小说的结尾处描写了婴儿到秋末切除了原以为是脑疝的肉瘤，手术获得成功；交待了火见子与其少年性伙伴去了非洲；让鸟充满激情地对他的岳父说道：“为了孩子将来的生活，我必须努力工作。”鸟决定为孩子留在日本努力工作，而不再想着去非洲冒险，不再逃避现实，这一态度的转变进一步说明鸟不仅开始认真面对现实与人生，迎接挑战，而且在平凡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已经完全找到了自己的理想，并脚踏实地地付诸于实际行动。至此，鸟终于艰难地走过了心灵的炼狱，彻底由沉湎于幻想的人转变成怀抱希望的人，由逃避现实和责任的人转变成敢于直面现实和承担责任的人，从而获得了个人精神的“再生”。
鸟最终选择了承担责任，成了对现实有清醒认识的称职的父亲，“希望”代替了“绝望”，在经过逃避现实的心灵“炼狱”后，鸟选择了忍耐和承担责任，“超我”最终占胜了“本我”，残疾儿和鸟自己都获得了“再生”。火见子则从封闭性的、被监禁的状态中解脱出来，走出房子，与小情人双双到非洲旅行。结局是光明的，残疾儿、鸟、火见子都获得了新生，作品表现出“再生”的主题。大江健三郎从“个人的体验”出发，书写了人类的焦虑和苦难，在“我们共有的时代精神即恐怖和希望”的状况之下，表达了生的希望。大江对此表示：“我确实想过把时代、世界的再生和单独个体的再生放在一起，当作最实际的课题思考。”[7]大江实在是以个体精神的“再生”来表现整个民族精神的“再生”，是在核时代“始自于绝望的希望”[8]，因此作品有了“光明”的结局。
在欧美存在主义作家笔下，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他们一方面描写资本主义世界的荒诞性，另一方面又表现人的不幸和毁灭，以及孤独、失望、恐惧的情绪。在众多的存在主义作品中，大多表现的是人的不幸、痛苦、绝望和毁灭，很少有“希望”和“光明”的结局。如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加缪的《局外人》中主人公莫尔索最终被判处死刑。而在他的另一部小说《鼠疫》中许多人被鼠疫夺去生命，鼠疫对人的威胁是永远存在的。法国存在主义大师萨特更是在他的作品中揭示了人存在的状态为孤独、烦恼、痛苦、绝望和死亡。如他的长篇小说《恶心》的主人公罗康丹体悟到世界的荒诞和毫无意义，于是千方百计避免与身外的人和事发生联系，周围的世界侵入他的意识，就会使他感到“恶心”，这种“恶心”感使他要发疯。即使小说结束时他决定运用自己“自由选择”的权力去重新安排未来的生活，但罗康丹以后能否真的从“恶心”感中超脱出来仍旧是个谜。所以仍算不上是个“光明”的结局。但在大江的作品《个人的体验》中，主人公鸟的存在依然是不幸和痛苦的，小说的结局却是光明的，鸟最终选择了承担责任，残疾儿、鸟、火见子都获得了新生，作品表现出“再生”的主题。“希望”取代了“绝望”，“再生”取代了“毁灭”，“希望”和“光明”的结局正是作者对前辈存在主义大师们的超越。在加缪的《局外人》中主人公莫尔索只是临刑前才觉醒，消除了对死亡的恐惧，意识到生活和世界的无意义，把“温情脉脉的冷漠”当作他与世界的联系。而在《个人的体验》中鸟的身上最终体现了一些“人性”的温情，这正是大江把存在主义哲学与现实生活相结合产生的新认识，也正是大江文学后期创作的进步性。
《个人的体验》中残疾儿的出生，作为一个严酷的参照物，照射出了现代人心灵上的残疾，最后促成鸟走过心灵的炼狱，获得了精神上的新生，常被视为关于人的“再生”的故事。“大江说他的创作是驱除自我内心恶魔的一种方法”[9]，说“所谓文学，依然是个人救济的尝试”，进而达到唤起读者大众的“人类的救济”的目的。
关于结局鸟与残疾儿共获新生的处理，评论家们有不同的认识。作家笠井洁分析，主要在于大江把人物认识与行为的二律背反式命题，通过鸟的突然转变，变魔术似的突然消解了。龟井胜一良认为“结局鸟的转变太容易了。平安取回孩子，脸上露出晴朗表情的鸟的描写，暴露出作者宗教的或道德的怠慢。免费论文。”我们却认为，结局鸟的转变是突然了点，但并不是没有预示的。鸟最终要承担责任，走过心灵的炼狱，小说从一开始就有预示。当他希望残疾儿死亡时，内心不断产生愧疚感和罪恶感、羞耻感，一直受着良心的煎熬；特别是他退化成残疾儿手抓脑袋上瘤的动作所表现出的倒退意识也是他罪恶感的一种转化形式。这种罪恶感和愧疚感的产生可以说是他道德上的我———“超我”占了上风。弗洛伊德把人格分为三层结构：本我、自我、超我，鸟人格中的“本我”，也即最原始、潜意识的心理部分希望残疾儿死亡，那么他自己就会自由了，可以与妻子离婚，到非洲旅行，实现他的梦想；而鸟人格中的“超我”，也即人格中最文明最道德的部分，它代表着良心、道德，始终都在谴责本我中丑陋的一面，因此鸟的良心、道德的一面冒出头时他会产生罪恶感和愧疚感。可以说，鸟人格中的超我和本我一直在斗争，最后鸟承担起责任的结局可以说是鸟人格中的超我和本我斗争后，超我战胜本我的结果，所以说这个光明的结局并不是突然的，它蕴含着偶然中的必然。免费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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