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导读：他借塑造这些妓女形象。若要拯救这些被侮辱被损害者。也和她们自甘堕落有关。拯救那些不甘堕落者也许并不难。拯救，等待拯救的被侮辱被损害者—20世纪30年代精英知识分子笔下的妓女形象。
关键词：妓女形象，不甘堕落，自甘堕落，拯救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文学丰收的年代，众多精英知识分子刻画了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在那异彩纷呈的人物画廊里，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那就是妓女群。以老舍、曹禺、沈从文、茅盾等为代表的精英知识分子或多或少地涉足妓女题材创作，绝非偶然。她们对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边缘人——妓女，寄予了热切的关注、深切的同情或给予无情的批判。
妓女通常是指为获取物质的生存条件而提供性服务的女性。在封建制度下，当女性面临生存危机时，卖淫成了她们摆脱生存困境的唯一出路。在老舍等男性精英知识分子笔下，步入青楼的妓女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她们呈现的德行品性、精神风貌也各个不同，但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种类型。论文参考，拯救。
一、城市底层苦难型妓女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经过五四个性解放大潮洗礼过的现代进步作家，纷纷将目光投向被侮辱被损害的下层妓女，对她们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对当时黑暗社会的罪恶进行了沉痛地控诉。老舍《月牙儿》中的母女、《骆驼祥子》中的小福子、《微神》中的“她”、《新时代的旧悲剧》中的小凤，曹禺《日出》中的翠喜、小东西等都属于这一类型。
在现代作家中，对城市底层妓女投入关注最多的是老舍。他笔下的妓女差不多都有相同的命运：为了生存被迫走上卖淫之路。无论是《月牙儿》中的母女俩、《骆驼祥子》中的小福子，还是《微神》中的“她”、《新时代的旧悲剧》中的小凤，都是为了生存而走上出卖肉体之路的。除了卖身，她们别无选择，因为社会不能给她们任何一条自食其力的出路。社会逼良为娼是作家为这些被侮辱被损害者所作的沉痛呐喊，他借塑造这些妓女形象，无情地抨击黑暗的社会现实。
作家们不仅揭露了残酷的社会现实——底层妇女在生存面前表现出的无奈，他们更将这些妓女置于社会的黑暗统治和封建伦理纲常的父权或夫权统治的双重枷锁下，从而深刻地提示出其悲剧命运的根源。论文参考，拯救。《骆驼祥子》中的小福子就是在父权枷锁的压迫下一步一步走向深渊的。《微神》中的“她”也是为养活父亲而沦为暗娼的。在父权的压迫下，女性没有地位，没有人身自由，而封建伦理纲常象一张庞大的网笼罩在女性的头顶上，使她们永远暗无天日。《日出》中的翠喜靠卖淫养活一大家子，即使这样，她不但要忍受嫖客的蹂躏，还要遭受残疾丈夫的毒打，身心都受到严重的摧残。“在家从父母，出嫁从丈夫”的纲常象绳索一样勒在女性的脖子上，使她们甘受奴役，无从反抗。若要拯救这些被侮辱被损害者，求得女性的独立与解放，必须首先解除套在她们身上的枷锁，推翻黑暗的统治，从根本上改变女性的地位和命运。
《骆驼祥子》中的小福子和《微神》中的“她”的自杀，给了我另一种启示。祥子之于小福子，“我”之于“她”，仿佛构成一种拯救与被拯救的关系，可是她们为什么拒绝接受拯救呢？这固然由于被侮辱遭蹂躏的她们无颜面对心爱的人，但从她们被迫卖淫的原因和最终结局来看，逼迫她们走上绝路的仍然是封建伦理道德。一方面，这些妓女大都为了养活父母为尽孝道才卖淫的，在古老的封建伦理体系中善的最高标准是“百善孝为先”。论文参考，拯救。另一方面，恶的评判标准则是“万恶淫为首”。这样就将妓女们的行为置于道德的两极，让她们在互不相容的善恶两极上审视自己，最终这种冲突给她们带来的是彻底绝望。作家正是通过她们的结局揭穿封建伦理道德的虚伪：尽孝与守节，禁欲与卖淫，妓女——这些封建伦理道德的牺牲品，她们以自己卑贱的求生方式祭奠致她们于死地的虚伪的伦理道德。她们的自杀仅仅是对现世的逃避，对自我的解脱而算不上哪怕是无力的反抗，因为她们到死也不明白，没有人能拯救她们，除非推翻黑暗统治，取缔封建伦理纲常，赋予她们之为人的合法地位、人身自由和独立人格。
与第一类妓女相比，作家对第二类妓女的批判大于同情，她们的悲剧命运不仅根源于社会，也和她们自甘堕落有关。
二、都市交际花型高级妓女
这类妓女大都是现代知识女性，受过新式教育，文化程度比较高。她们本可靠自食其力过上安稳的生活，但爱慕虚荣、自命不凡的她们疯狂地追求物质享受和肉欲满足而自甘堕落。曹禺《日出》中的陈白露、茅盾《子夜》中的徐曼丽、刘玉英都属于这种类型，其中尤以陈白露为代表。
陈白露出身于旧中国的书香门第，受过良好的教育。由于父亲去世，家道中落，遂辍学谋生，凭借自己的姿色和才情她混迹于娱乐圈内。她曾有过一段幸福的婚姻，但与丈夫分道扬镳后，她便过上倚门卖笑的寄生生活，成了上海滩一朵娇艳的交际花，出没于灯红酒绿、花天酒地的上流社会。她每天花钱如流水，享受着一掷千金的快乐，可这又与那一叠叠帐单带来的苦恼形成鲜明的对比。最终当她失去经济后盾时，因无力偿还几千块钱的欠帐而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陈白露是朵典型的恶之花。一方面，她抵御不了腐朽糜烂的都市文明的侵蚀，另一方面，她又是一个清醒的堕落者，她的人性尚未完全泯灭。论文参考，拯救。她富有同情心，曾想方设法搭救素不相识的小东西；她喜欢太阳、春天和年轻。论文参考，拯救。作家在批判她堕落腐化的同时，也赞扬她心地善良。自甘堕落又不甘沉沦，厌恶纸醉金迷的生活又无力摆脱，这一切使这个清醒的堕落者的形象更具悲剧感。
徐曼丽、刘玉英是茅盾《子夜》中的交际花。在小说中，徐曼丽出场的次数并不多，每一次出场作家都不惜笔墨地大肆渲染她的娇媚迷人以及男性如何倾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徐曼丽充分利用自己的魅力赢得男人的青睐，使他们心甘情愿为她掏腰包。刘玉英则利用赵伯韬和吴荪甫之间既相互关联又矛盾分歧的关系为自己牟利。作家主要是借这样的交际花暴露当时上流社会腐朽糜烂的生活和社会名流特别是商界要人堕落、空虚的灵魂。
其实，这些高等妓女同样也是被侮辱被损害者，与底层妓女一样需拯救，只是她们首先应该作自我拯救。她们本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可是污浊的社会污染了她们，加上她们不能抵御上流社会的侵蚀，最终成为社会的牺牲品。
三、抚慰型乡村妓女
这类妓女主要是指沈从文笔下的乡村妓女或叫边城妓女。《柏子》和《丈夫》是沈从文有关妓女的最有代表性的小说。《柏子》中吊角楼的妓女不仅是柏子的性对象，还是他的情人。他花钱不仅得到生理上的满足，还得到心灵上的抚慰。妇人连名字也没有，形象也很模糊。在她身上，除了野性之力，还有人性之美。她的笑骂虽粗俗、放荡，但粗俗中透出健康，放荡中充满痴情。虽然像妇人这样的边城妓女也靠接客来维持生活，但她们还能与嫖客建立真挚的感情，能安抚他们疲倦的身心。“物质和精神贫乏的水手与受玩弄、侮辱的妓女心灵上都相互得到慰藉，但这种生活显示的并不都是壮美，其中潜在着忧伤和悲怆。”①在《柏子》中，作家要表现的是水手和妓女这一类悲苦人物的生存状态，尽管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所处的底层地位，仍然笑对生活。
《丈夫》中的丈夫迫于生计，把自己的妻子老七送到船上当妓女。妻子在丈夫眼里虽然变了，但她的心没有变。作家没有写老七遭受的苦难，而着力写她的美德，写她对爱情的执着。在她的身上，看不到忧伤、悲苦，她大大咧咧，嬉笑怒骂，似乎并不在乎所从事的皮肉生涯。对嫖客而言，她像慰安妇，可满足他们作为人的正常生命欲望；对丈夫而言，她得到的钱可维持家人的生存需求。作家在描绘湘西世界风土人情美好的同时也让读者看到了让人痛心的愚昧落后的一面。作家是以含着苦笑的泪眼看穿这些病态社会的畸形人生的。
边城妓女虽同样身处底层，却没有小福子、月牙儿等那般的悲苦绝望，她们健康、开朗、善良、多情，这与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中的乡下人一脉相承。其实，沈从文笔下的妓女形象都很模糊，缺少个性，她们的人性美也很抽象。在文本叙述中，她们只占据次要地位，读者无从准确把握她们的年龄、容貌、举止、神态和心理。在作家构造的人性希腊小庙中，那些妓女所处的也是边缘地位。他赋予嫖客、妓女人性之美，人间之温情，似乎是对边城底层百姓嫖娼卖淫表示肯定，对这种交易表示认同，实际上，他写出了边城人“理性的愚昧，即对悖于人性的卖淫制等丑陋社会现象的顺应，对自我实存状态的无知和对自我命运的无从把握”。论文参考，拯救。②卖淫制度在边城世界同样是一种原始蛮荒下的盲从，以“大臀大奶”的外在形象出现的边城妓女同样是被侮辱被损害者，只不过在沈从文用理想之光烛照的湘西世界里，她们的苦难被遮蔽，读者能看到的是一种幻化的虚无之美。
正如沈从文在《创作杂谈 给志在写作者》中所说的：“一个伟大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对于当前黑暗社会的否定，对于未来光明的向往。”③综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男性精英知识分子所创造的妓女形象，不论是高级妓女还是底层妓女，也不论是现实生活中的妓女还是理想世界中的妓女，她们都是等待拯救的被侮辱被损害者。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整个世界普遍出现了异化和自我异化的现象，这一切都要求作家用语言去呼救”④。作家们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使妓女题材创作显示出丰富的社会内蕴和强大的批判力量。社会革命终会到来，拯救那些不甘堕落者也许并不难，难的是那些自甘堕落者应该作自我拯救。
注释：
①赵学勇：《沈从文与东西方文化》 第239页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②朱栋霖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 第206页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年版
③转引自赵学勇：《沈从文与东西方文化》第92页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④转引自赵学勇：《沈从文与东西方文化》第116页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参考文献：
①刘传霞：《论现代文学叙述中妓女形象谱系与话语模式》，《妇女研究论从》2008年第1期
②刘登阁：《恶之花：陈白露与娜娜比较——兼论中西文学中的妓女形象》，《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6期
③杨爱琴：《美神的祭献——谈老舍小说中的妓女形象》，《淄博师专学报》，199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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