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疯癫之际，他人对于疯人往往没有丝毫的亲近之感与任何理解之心，相反，大多是对其肆无忌惮地误解嘲笑，孤立隔离、压抑管制，整个常人群体形成一种无主名无意识的团体将疯癫驱逐在世界之外，使之囚禁于一种正常时空之外，无从选择地展开其轮回的病态生存。作为一种共同存在的我们个人，也就在他人的这种冷漠决绝的存在关联之中，不由自主地将自我的“他者”身份进一步加固。
比如《我是谁》中的韦弥，我们首先抛开韦弥自身的存在状态，来看看他是怎样被他人对待，面临的是怎样一种存在关联。原是一名知识分子的韦弥在突然而至的文革境遇中，转眼间被常人们肆无忌惮凶残狠毒的咒骂和隔离，“黑帮的红人！特务！”“别装蒜！你这牛鬼蛇神！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你的狗命值几个大子儿！”“杀人不见血的笔杆反革命！”“她浸透了毒汁！”“她放毒杀人！”人们不仅对韦弥凶狠的咒骂毒打，还肆意侮辱他的人格和尊严，将其剃成非人形状的阴阳头，并焚烧他辛苦多年的视其为自己的心魂和命根子的研究成果。在存在论上，这无休无止地咒骂，毒打，侮辱，剃阴阳头，焚烧知识成果等等行为，都是人们对于韦弥所建立的存在关联，韦弥从不曾茕茕孑立于他人之外，他始终深深牵绊在他人与其的存在关联之中。进一步说，韦弥的存在并非独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共在。而在这种充斥的毒打、羞辱、臭骂的存在关联之中，常人韦弥无从选择地渐行渐远，慢慢展露为与这些存在关联相应的存在状态——疯人。我是谁？在存在论上，我就是一种存在关联。当他人所有的行为态度也即我的存在关联都将我设定为一个大毒虫时，我也就真的成了一条大毒虫：“‘我杀了人！我确实杀了一个人！’”“但她忽然猛省：‘我有毒！’她大叫：不要碰我，我有毒！’”“‘我就是一条大毒虫？不！可我究竟是谁呢？’”韦弥作为一种与他人的共同存在，已经悄无声息地在与他人的存在关联中解构着自身，她分不清自己到底是谁，她甚至认为自己就是一条大毒虫，一条人人不能接近的毒物。于是，就像海氏所言“……以为此在的存在是共在，所以在此在的存在之领会中已经有对他人的领会。”[6]“自我认识以源始地有所领会的共在为基础。”[7]人的存在既然本质上就是一种共在，那么我们的自我认识必然将以共在作为基础，在其自身的存在之领会中已经包含有他人的领会。韦弥的生存始终联系着与他人的存在，其对于自身的领会也离不开他人的行为态度。在长期的密不透风的咒骂、毒打、隔离、羞辱中，韦弥无从选择地在这种非人的存在关联中终于分不清自己究竟是谁，精神恍惚地作为一种存在关联——被驱逐隔离的疯癫——而存在。
又比如苏童的《妻妾成群》中的颂莲，来看看她处于一种怎样的共在状态。在她亲眼目睹了陈府投井杀人的事实后，马上被陈佐千断定为疯子，“陈佐千把被子往她身上压，说，你看见了什么？你看见了什么？颂莲说，杀人。杀人。陈佐千说，胡说八道，你看见了什么？你什么也没有看见。你已经疯了。”一旦经过陈佐千这个权势的权威界定，“本地的人们，上至绅士淑女阶层，下至普通百姓，都在谈论陈家的事情，三太太梅珊害羞投井，四太太颂莲精神失常。”不仅仅是陈府上下，整个当地的人们都如陈佐千一样将目睹杀人事实的知情者颂莲限定在疯子的角色中，异样而怪异地将其区别对待。“这个其它的存在者本身就有此在的存在方式。因此，在共他人与向他人的存在中，就有一种此在对此在的存在关联。”[8]而颂莲最后就在这种他人的存在关联中，在他人对她的界定中建构自身：终日神经兮兮地对着那口死人井一遍遍重复着，我不跳井，我不跳井。疯癫就在这种异化状态的共他人存在中自行呈现，将他人的领会作为自我认识的基础，在面向他人的共同存在中身不由己地将自身认定为疯癫。
还有余华的《河边的错误》中的警察局长，张洁的《无字》中的吴为，徐小斌的《羽蛇》中的羽，苏童的《桥上的疯妈妈》中的疯妈妈，等等，都是原本常态的人们在面向他人的非人化的存在关联中不得不生成的生存姿态。如果他人对于疯人的存在关联是以将他们作为疯癫来特殊化、区别化对待，作为他者隔离、禁闭、抑制，或者作为非人来羞辱、责罚、挞伐，那么作为根据处就是一种共同在世的我们每一个存在者便自然而然地在这种异化的存在关联中一步步“锻炼”成非人，“打造”成他者，“琢磨”为疯子。
我们平日耳熟能详的一句马克思的经典名言是：人的本质在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不是单个的存在者，而是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存在。这里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其实也就是一种共同存在。无论是马克思的社会关系，或者是海氏所说的存在关联或共在，我们从来就不能脱离他人而存在，甚至我们本质上就是为他人之故而存在，我们自以为自己的个人生存其实从来都不曾摆脱他人的关联而根本就是一种与他人一道的共同存在，甚至，我们对于自身的自我确认也向来已经包含了他人对我们的评价和认证。
列维·斯特劳斯在其《结构人类学》中指出：结构显示一个系统的特征，其中任何一个组成元素发生变化时，都会引起所有其他元素的改变。可见，在系统中没有独立的个体，任何一个个体都是与其他个体的存在密不可分的。著名的语言学家索绪尔在论述语言时，首先将语言放在一个系统之中，没有系统之中其他元素的参与也就无从谈论语言：“语言不可能有先于语言系统而存在的观念或声音，而只有这个系统发出的概念差别和声音差别。”[9]这里将个体看作一种完全不能脱离系统其他个体存在的整体性思维方式，其实也暗含着存在论上关于人的界定。人始终是与他人一道作为整体中的一员而存在，脱离了与他人一道构成的整体也就自行解构了人自身的存在。张祥龙在《海德格尔传》中坚决地将海氏的“此在”翻译为“缘在”也正是依据的这个道理，我们的存在根本上就是一种依据整体之中的各种因缘条件的存在，失却了外在的各种因缘、条件、关联，也就无从建构我们自身。所以，上述文学作品中的疯人不过是无力抵抗他人对自身的身份界定，无力摆脱他人对自身建构的存在关联，甚至最后在潜移默化之中将这种他人对自身的身份界定作为认证自身的认识基础，深深浸润在这种非常态的存在关联之中，作为这种关联的承受者而呈现出来。
就像鲁迅小说名篇《祝福》中的祥林嫂一样，她善良而勤劳，原本是非常健康正常的，她后来的胡言乱语其实是在遭逢生存境遇的急遽反常的消极变化时脆弱内心的一种正常冲突。她逢人便不厌其烦地诉说着自己的艰辛遭遇，没有得到丝毫的理解慰藉却反而被冷漠无情地嘲笑为疯女人。在所有人的眼里，她只是一个疯子，最后，脆弱卑微的她也真的如旁人认定的一样走向了精神的异化。试想，如果所有的存在关联都将我们驱逐出境并悬置起来，共同将我们指涉成一个恐怖怪异的疯子，原本就是一种共同存在的脆弱的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能够不将错就错地自行衍变为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呢？由此，疯癫，从来不只是神秘古怪的“他者”，不只是离奇荒诞的局外人，他们怪异可憎的面貌下深深浸染了他人的行为态度的印痕，烙刻了他人的心理语言的迹象。疯癫，从来就不单单指涉着疯人自身的独自存在，而是一种一并包含了他人的行为态度、回置了他人的存在状态、深深浸润在社会关系之中的与他人一道的共同存在者。
参考文献：
[1]陈力君.新时期文学的疯癫主题研究[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4）.
[2]秦红雨.破碎天空下的挣扎与拷问——论新时期文学中的“疯癫”形象[D].西南大学硕士论文.
[3]禹权恒:论新时期文学疯癫形象类型及其特质[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0,（4）.
[4]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上海:三联书店,2006:138.
[5]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上海:三联书店,2006:137.
[6]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上海:三联书店,2006:143.
[7]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上海:三联书店,2006:143.
[8]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上海:三联书店,2006:144.
[9]索绪尔.普通语言性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67. 2/2 首页 上一页 1 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