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次婚姻为摩尔谋得了利益，她便有资本挑选第二任丈夫，结婚后，女方的财产全部归男方所有，随着生意的破败，摩尔的经济利益受到了损害。由此，她在第三次婚姻面前更显得谨慎，甚至不惜采取欺骗的手段以获得最大利益。摩尔写到，“钱财就是道德，金子等于命运”（笛福，P68），她为了生存下去，连自己的灵魂都出卖了，不去理会那些基督教的道德仁义。第三次婚姻是乱伦的悲剧，摩尔和她的丈夫是同母异父的姐弟，当发现这个事实后，摩尔仔细衡量了利益关系，暂时没有告诉其他人这个事实，而是自己又默默地守了三年。为了能够有足够的资本活下去，摩尔与她的弟弟进行了交易，她将回到欧洲生活而得到一些货物和援助。每段婚姻失败后，摩尔都会对她的财产进行清算，数数自己的金币以及计划以后过什么样的生活，以求得资源最大优化。为了个人生存，摩尔顾不得基督教义的束缚，利用当下条件，一贯执行物质主义，一定程度上否定了上帝和灵魂的存在。
人们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损害他人的利益，在收养摩尔的贵妇家，哥哥考虑到如果私情被发现的话，他就不能得到应得的巨额财产，因此就极力劝说摩尔与弟弟结婚，还得到了一个美名。正可谓“为了保全自己，一个人的确会不顾人格，不顾正义，甚至不顾基督教的信仰”（P49）。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不仅下层劳动人民，连上层贵族都可以抛弃自己的信仰，投入世俗利益的怀抱。
二信仰自由和渎神表现
基督教是欧洲人的思想指南，笛福也是一个宗教信徒，但他不信仰英国国教，是一名长老会教徒。在序言中，笛福提到，摩尔之所以决意要将自己的一生毫无保留地公诸于众，是要“教诲、提醒、警告和促进”每一位读者；而作为本书的作者，笛福也意欲“将此书介绍给读者，使其每每有可借鉴之处，……且有美德可讨学”。（P4-5）貌似一场传教活动，宣扬信徒应有的行为，但在小说中到处充满了与基督教义相违背的行为。
基督教信仰退到了私人和家庭领域，然而它的影响力并没有得到加强，而是进一步地向世俗需求妥协。基督教义不再一尘不变，有“独裁”到允许思想自由的“民主”，信徒在这个过程中享受到言论自由的权力，可以对教义有不同的理解。
弗吉尼亚的丈夫是一位温文尔雅的绅士，当摩尔突然性情大变，冷漠相对时，他“用尽作丈夫的或者一个基督教徒的一切仁慈同冷静的态度来同摩尔辩论”（P81）。然而，基督教徒视乱伦是大罪，摩尔首先发现了这个事实，后告诉她的母亲和丈夫，三个人的态度可谓千姿百态。摩尔的脾气一天天变坏，每天都活在煎熬中，时刻想着离开她的丈夫回到欧洲大陆自己一个人生活。相反，同样也是教徒的母亲知道后，极力劝说摩尔留下来，要求永远保守这个秘密，这样就可以维护她们两个人的名誉。但摩尔忍受不了心灵的折磨，最终告诉了她的丈夫。当绅士听到这个消息后，差点晕厥，生了一场大病，竟有两次想法去自杀，身为基督徒的他承受不了如此打击。同为教徒的三人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对待“乱伦”这个重罪，他们考虑的不再是上帝的惩罚，而是如何逃脱惩罚，维护自己现有的名誉。
基督教不再成为人们生活的中心，渎神表现层出不穷。第二次婚姻失败后，摩尔跑到一个偏僻的地方隐姓埋名起来，在这个小镇里，人们同样过着艰苦的生活，但他们不是选择勤劳地工作来摆脱困境，而是借酒消愁，“用罪恶来浇洗悲哀”，他们没有稳固的道德信念支撑，又不能相信上帝，从宗教上得到安慰。（P56）天长日久，他们陷在罪恶的深渊里爬不出来，只有越陷越深，得不到上帝的救赎。
摩尔第四次婚姻失败，丈夫离开后，她不幸地发现自己怀孕了。怎样处理小孩成了摩尔能否继续她的幸福生活的关键。保姆劝说打掉，因为这是一个负累，一个包袱，她早就看惯了这类事情，她的心也早就坚硬，“绝不会被宗教的信仰和杀人的顾虑所感动”（P158）。尽管保姆后来是在虔诚的忏悔中死去，但她的虔诚值得怀疑。穷人们为了生存，没有时间去过多地考虑基督即精神上的需求，而是选择忽略基督教对其生活的影响。
姿色衰败后，无一技之长的摩尔不得不开始她那罪恶的生涯。穷苦硬化了她的心肠，“贫困的环境把她的身体同灵魂驱使到毁灭之门”,偷盗成了摩尔的一块心病，她经常在“魔鬼”的诱惑下，出去寻觅“猎物”。当然，她也时刻受到良心的谴责，向上帝求救，但她不得不承认自己对祈祷的作用是不抱任何希望的。（P176）这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当时基督教的世俗化进程，对上帝及基督教义的不坚信。
不仅穷人，连牧师（虔诚的基督徒）也对基督缺乏自信。在新门监狱里，牧师要求摩尔对自己的罪恶进行忏悔，但他连摩尔犯的是什么罪都不知道，并且不是好言相劝，而是一种略带威胁的语气说，如果你不忏悔，上帝一定不会赦免你。更夸张的是，这个牧师“在早上劝摩尔坦白同忏悔，中午就喝白兰地酒喝个烂醉”（P255）。一个连他自己都怀疑上帝能否拯救自己的牧师又怎么能劝服别人摆脱罪恶得到拯救呢。
三宗教仪式的简化
婚姻在基督徒看来是神圣的，在十七世纪初期，离婚甚至是不允许的。 2/3 首页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