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初,尽管有许多遗老的反对,言文合一、白话兴起成为必然的趋势。从新诗的兴起至建国后,中国风雨飘摇的政治现状,使诗歌自觉担当一种社会责任。第一代诗人从战争中走过来,艾青要吟唱“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经历文革的创伤,他们更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历史反思意识,从民族出发,探求发展行程曲折的原因。而朦胧诗派的诗人大多没有经历过战争,文革期间尚小,不能感受文革的压迫,没有多少历史责任来担当,自然转向对祖国未来和人生未来的关注,如顾城“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他来寻找光明”。历史规律的难以超越性,使他们充满迷茫、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
不同的社会政治时局使人产生不同的心态。第三代诗人与第二代诗人风格迥异,多多少少受到现实的影响。9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取得较大成效,国势比较稳定。有人说,文人便是如此,除非你让他做皇帝,否则他永远不会满足。人是好斗的动物,野蛮方式是战争,文明方式是文斗。乱世出英豪,而在盛世,诗人们的国家观念往往很淡漠,英雄主义、爱国主义随之消解,小人物甚至反英雄主义的人物便会走向前台,表现出反崇高的倾向,甚至把国家当作调侃的对象,发现并描写社会及人本身不为人知的劣性便成为文人们的选择。
文章并不如其人,能说反崇高、反热爱的诗人是反对国家的么?不能。“造反”诗人会为一些国家的人抢夺奥运火炬而拍手叫好吗?会跟着一些外国人嘲笑汶川地震是报应吗?会有把西藏独立出去的心理吗?都不能。废话派鼻祖杨黎把世界写得毫无意义,也能用“废话”式得风格写出地震时自己的心情。兄弟阋于墙,外御其辱,当刺激到民族主义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最为义愤填膺的也许是最能揭露国家丑恶的文人。人们都不缺少爱国主义和民族心理,只是缺少社会和民族主义的刺激。
梨花体走向公众视野,还源于一种名人效应。因为赵丽华曾经写过好诗,并获得极高的荣誉和地位。她的那些梨花体如果是普通的人写出来,顶多能算游戏。然而在赵丽华及其与她同一战线的诗人们看来,便可曲解出无限诗意。
三、非理性主义哲学的影响
然而,造成中国新诗变异的,不止于这些外在的力量,更是人们心理受到潜移默化,不自觉地接受一种现代性哲学思辨的结果。在艰苦的抗争年代,诗人们往往意气昂扬,从不怀疑未来生活的美好。当和平的生活真正来临的时候,大多数文人却充满了悲观主义情绪,自己也弄不清到底在怀疑和否定着生活的什么。
东西方哲学有着共通之处,都是从神本位转移到人本位。这一方面中国比西方转变的时间早得多。孔子两千多年前就篡改神话,教导“未知生,焉知死”,而欧洲在神学思想的统治下,直到14~15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才把握了自我.。正如后现代思想倾向所讲,世界上没有永恒的真理。叔本华开启了反理性主义的先河,其后,哲学的生存论转向、后现代转向与非理性主义转向一脉相承,把理性主义一步步逼到万劫不复的深渊。至于为何出现反理性,非理性主义和生存论都没有回答,直到20世纪下半叶的后现代主义才对这种转变做出合理的解释,这种哲学的发展进程类似于小说叙事中的倒叙手法。
福柯在60年代的学术观点,将西方不同时期划分为三种不同的知识型,经历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相似知识型和古典时期的表象知识型,从19世纪至今是根源知识型,人处于表象的前台,世界秩序本身没有规律,知识本身没有确定性,都是人赋予其肯定。知识型的裂变导致“人”的死亡,尼采宣布上帝死了,福柯宣告人也死了,表现是人将不再处于创造的中心地位,不再处于宇宙的中心。
这一派别先把人从宇宙中心拉出来,尔后把一切在理性主义哲学时代认为是真理的东西挑出来。无论东西方,主流思想都是把世界看成是二元对立的:真理与谬误,理性与感性,本质与现象,生与死,美与丑等。人们都以前者为标准的眼光去看待二元对立,认为前者都是本质的、中心的、本源的,而后者都是非本质的、边缘的、派生的。有意抬高前者的地位,将其上升为社会道德,这种不平等待遇的结果便成为禁锢人们生活与思想的理性。几次社会革命的失败,两次世界大战的残酷事实,甚至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的失败等事件,使理性建立起的神圣真理之殿必然坍塌。后现代主义的德里达直接解构了这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使意义有了不确定性,摧毁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
叔本华最先举起反对理性主义的旗帜。他认为人生的本质是痛苦的,人最大的恐惧就是对死亡的忧虑,这种恐惧的根源在于意志。人们的生活之所以悲观,是由于人们意志的本质是盲目的欲望和不可遏止的冲动。愿望饱和后,目标便形同虚设,人就是在“欲望实现新欲望”中循环往复,实践着人生永不完满的结局。叔本华带着早产的思想去撼动理性主义哲学的基石,在当时是可笑的。然而,欧洲革命失败,人们看到永恒的理性、真理并不能让人真正幸福,对它们的追求是“盲目的理性”。
美学时时刻刻跟随着哲学的脚步,从苏格拉底起,美学研究的主流就是审美,绝非审丑,丑作为美的对立物运用在文学中来提高美的地位。 2/5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尾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