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春的自卑情结更充分暴露在她与赵姨娘的关系这一点上。赵姨娘是贾政侍妾，虽生有一儿一女，但在贾府地位仍“极低贱，甚至比未嫁的丫头及年老的佣人还差一段”[11]。“子以母贵”[12]，生母赵姨娘的这种卑贱身份不免让探春难堪。加之赵姨娘不能安分守己，每每生事，“每生诽谤”，使探春在王夫人跟前也常受到她的牵累。因此，探春声明，“我只管认得老爷、太太两个人，别人我一概不管”，她有意远离赵姨娘，拼命地想让她的庶出身份得到淡化,一听提到她的庶出身份就会作出强烈的反应，所以当赵姨娘提到“你舅舅死了”时她气得脸白气噎，一口否认说：“谁是我舅舅？我舅舅年下才升了九省检点，那里又跑出一个舅舅来？”她觉得绝不能容忍赵姨娘的这种言词，于是她矢口否认，抗议赵姨娘当众强调她们的母女关系这一层，以维护自己作为主子的尊严。而这些话让人听着是那么的刺耳、难受，让人感到探春的良薄无情。
探春的内心就真的如此的冷酷无情、毫无感觉吗？实际上探春在心态上并不能超然。血缘关系是不能抹杀的，从探春抽抽咽咽的质问中我们可以窥见她内心的痛苦，她在时时刻刻维护着她那不容侵犯的自尊的同时她内心的自卑也恰好暴露出来。然而她生活的环境和所受到的教育都让她深深的明白庶出的身份对她的影响是多么的巨大，她的心灵由此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所以她端出自己的主子身份划清与奴才出身的赵姨娘的界线，试图利用宗法人伦的尊卑秩序来获得心理补偿，摆脱自卑的困境。所以她有时表现出来的这种不近人情的冷酷并非是她与生俱来的，乃是封建社会的传统制度、观念以及封建贵族的伦理纲常所造成的。
尽管这样，探春并未因庶出而自暴自弃或自惭自贱，而是以自尊自爱建立了自己的“体统”。一方面，她谨言慎行，律己甚严。如她在理家时庶出，不徇私情，作风正派。为炒一碟只值二三十个钱的“盐炒枸杞芽儿”，她却给厨房送去五百钱。另一方面，她义不可辱，极力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在抄检大观园时，探春是反抗最为激烈的一个，她明白虽然她以自己的精明和努力展示了自己的才能，但仍然还是有人因为她的身份而看不起她。王善保家的一开始敢于越众故意去掀她的衣襟不就是因“她是一个姑娘家，况且又是庶出”吗，所以她“啪”的一声把一记清脆、响亮的耳光打在王善保家的脸上，这是她压抑了多年的心中痛恨的发泄。这一巴掌不但打在一个当权的狗腿子王善保家的脸上，也间接打在那些摧残少女的上层统治者的脸上。[13]
自卑的反面是自尊，反抗自卑往往能激发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探春虽是庶出女子，但她关心家族命运深知贾府积弊。因此当她理家时，便以一种积极主动的精神“兴利除宿弊”。她“看得透，拿得定，办得来”[14]，她精明能干，有胆有识。自卑激发了她的创造力，转而成为一种坚定的自尊和自信。强大的自信支撑起了探春傲岸不群的思想性格，使她敢于突破传统观念的樊篱。她蔑视男尊女卑的陈规，向男权社会提出挑战论文服务。在提议建立诗社时，她宣称：“孰谓莲社之雄才，独许须眉；直以东山之雅会，让馀脂粉。”她还感叹说：“我但凡是个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必早走了，立一番事业。”[15]对于一个深闺女子来说，这是何等不俗的气度。
超越自卑，还赋予了探春的开朗洒脱、磊落坦荡的襟怀。她的秋爽斋的陈设是与众不同的，不曾隔断的房子，敞开了探春广阔的胸襟；房中的菊花，在中国传统中是高洁的象征；名人法帖，如林之笔，米襄阳的画，颜鲁公的字，正是探春高品位的文艺追求；而一幅“烟霞闲骨骼，泉上野生涯”的对联则勾勒出探春超逸、高雅的神情。通过这种种大方秀雅的陈设我们看到的是她崇尚风雅，独具胸襟的气质。自尊自爱、自强自信、志向高远、精明强干，这是探春超越自卑而显示出来的人格魅力。
纵观整本红楼，可以说凡有探春出现的地方，她都在时时刻刻维护着她的不容侵犯的自尊，与此同时，她内心的自卑感也恰好表露出来。因为自尊庶出，所以自强，这使得她成为大观园中一个才思精细绝无仅有的理家能手。而由于自卑，她又经常做一些在外人看来不那么容易理解的小动作，构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典型。
三 探春形象的悲剧性
作为一个与众不同的女性她有着聪明的才智，出色的组织管理才能，她目光敏锐是一个有政治风度的人物。她坚毅明敏、有胆有识，是一个各方面都很杰出的具有“补天之才”的人物。然而，生活在封建时代的探春偏偏是一个女孩儿家，而不能走出贾府，她只能束缚在贾府的小范围内。而即使在贾府，一方面庶出的身份注定她不会受到家族的重视，另一方面作为女儿她终究要嫁到别家，况且在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观念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她的补天之才再大，又哪里有施展的空间。
“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这是探春的悲哀，也是社会的悲哀，是封建社会的环境造就了她过人的见识和才智，但同时这种大环境又造就了她的痛苦和悲怆。在探春身上，最让人心痛的一点就是她的理想所面临的阻碍几乎都是与生俱来的，是无法选择无法更改的。封建末世、女儿的束缚和庶出身份，像是一层层的枷锁，使她感到压抑与窒息，却又不可能挣脱。在这三者之间书中所表现的前者都是隐性的，而最后一重庶出的身份意识却是外化的，而随之而来的冲突也显得异常的激烈。
黑格尔说：“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是一个充满生气的人，而不是某种孤立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16]探春本身就是这样一个‘整体’，这样一个‘世界’。她独特复杂的个性，特别是其改革时表现出的补天之才,实在是空前的。然而,她又是一个极具悲剧性的人物,阶级和时代造成了她虽有“补天之才”,却未得尽用的悲剧。有句“虚负凌云万丈才”的诗是评价诗人李商隐的,同样这句诗也能恰如其分地运用于探春，“虚负凌云万丈才”是对探春“补天之才”的肯定也是对其未尽显其才的同情和悲恸,又是对探春悲剧性命运的生动描述。
“清明泣送江边望,千里东风一梦遥”和《分骨肉》的曲子则是对探春婚姻结局的描述。据六十三回在怡红院为宝玉过生日时，探春抽到的芙蓉签上的“瑶池仙品”“日边”和注云：“得此签者，必得贵婿”还有她在七十三回写得半首《南柯子》等的种种迹象的暗示表明探春只能是一个远嫁的王妃，远渡三千里风雨路，抛闪骨肉家园，如断了线的风筝一样随东风远去。而据蔡义江、梁归智等先生的分析，探春是在贾府事败之前远嫁海外做王妃了，而且一去无回。所以，脂砚斋在评《红楼梦》时叹息“使此人不远去，将来事败，诸子孙不至流散也”[17]。
远离故土已是莫大的悲哀，而做了王妃庶出，不过是又一次重演了元春“到了那见不得人的去处”的宫中悲剧罢了。作为贾府的小姐们，在封建时代她们自然就成了贾府在风云变幻中投放的交易品，而一进宫中，暗天无日，骨肉分离，亲情皆断，唯有在房中长叹而已。元春的现在不就是她的未来吗？精明的探春如何会看不到这些，更何况她还要飘洋过海，连归省的机会都没有。未来是不可预测的，探春只好像她曾经描述的柳絮一样“空挂纤纤缕，徒垂络络丝，也难系也难羁，一任东西南北各分离”了。
恩格斯说：“在封建社会婚姻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的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事的利益而绝不是个人的意愿。”[18]嫡出的元春尚且如此，更何况庶出的探春了。她们都是封建婚姻制度的牺牲品，都被一种既不可理解，也无法拒绝的力量推向毁灭。如果说封建社会留给男人的空间十分狭小的话, 那么留给女人的路仅有嫁人这一条, 精明能干的探春自然也不例外。在那样一个婚姻不能自主的时代, 即便是探春这样一个有才干有棱角的女子, 在自己的婚姻大事上连发问的权利也没有, 只能听凭家长们的安排、命运的摆布。雄心勃勃的探春纵有天大的本事也不能摆脱这种命运。所以,她只好踏上了“一帆风雨路三千,把骨肉家园齐来抛闪”[19]的远嫁之路论文服务。
探春的悲剧命运是一种必然，这种必然性既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的原因。
探春悲剧命运的必然性的客观原因在于她是生活在男权文化统治下的女性，生活在这样一个女性处处受压迫、受限制的社会制度中，受种种传统思想的束缚，不可能也不能对自身有太多的超越，这是女性的性别宿命。所谓英雄末路，这种末路不仅仅是生不逢时，而且是指中国封建社会女性千百年来的悲剧命运的不可逃脱性。这一切都只能在大观园内施展，如走进那个社会的权力世界，探春就成为一个不该出生的人了。因为封建社会的权力机构是男性权威的世界，在那些权威者的男人们的眼里，女人，不管是否有才，只要是女人，就是男人的附属品，只能在男人的权力下尽做女人的责任和义务。在那个时代探春亦不可能脱离这一束缚，尽管她有着清醒的头脑，能独力思考个人的命运和处境；尽管她已洞悉贾府即将彻底溃败的前景，撕开贾府“自生自灭”、骨肉相食的狰狞面目，看透贾府，并对它已深深失望，觉得“不必死守着”，却又杯水车薪般地去改革，然而她的“精明之才”“高远之志”却无法施展，走出贾府的手段是“远嫁”。“三春去后诸芳尽”，无论探春怎样苦苦挣扎，都不能免去她天生的悲剧。
探春的必然性悲剧结局还有主观的原因。她的悲剧在于对自我的超越。超越就是主体对自身现状的不满足庶出，就是希冀突破现实生活现状的进取欲望，也就是那种冲破自身现实条件去追求更高生活目的的行为和思想。为什么个体这种超越行为会是悲剧性的呢?因为个体一旦把超越欲望付诸行动，就必然引起多方面的连锁反应，正像黑格尔指出的：“人从各方面遭到有限事物的纠缠”[20]。这就是说个体的生存和行动从根本上是不自由的。这样，个体一旦不满足于现实生活的状况，一旦产生超越现实自身的愿望，他必然同周围产生分裂或对立，如果这种矛盾冲突是生死攸关的，彼此否定的话，那就形成悲剧性冲突。探春身上具有这种超越者的悲剧性，这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出身与性别。她的特殊出身与性别造就了她不同一般的性格。从这种意义上讲，探春的悲剧可以说是她个人性格的悲剧，即由对于出身与性别的警醒从而觉悟之后形成的超出那一时代一般女子安分守己个性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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