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被送予人和亲的又岂止貂蝉，孙夫人也被兄长送予刘备；袁术为了利用吕布，主动提出要和吕布结成儿女亲家；吕布被曹操包围，为了求得袁术的帮忙，又急着把女儿送给袁术的儿子做媳妇，在这里，吕布的女儿完全成为吕、袁联手反曹的一个筹码；孙权为了和关羽联络感情，要和关羽结成儿女亲家。就连连面都没露的“二乔”也被诸葛亮拿来当激将周瑜的工具来用。先不说曹操是否爱慕“二乔”，诸葛亮却借所谓的《铜雀台赋》轻而易举地激将了周瑜，使周瑜心甘情愿地举兵与蜀联合抗曹。如果曹操真的爱慕“二乔”，那么，“‘二乔’就成了曹操下江南要夺取的重要目标”[7]这样，“二乔”又成了曹操举兵伐吴的理由。可见，无论对于曹操而言，还是诸葛亮而言，“二乔”均为二人利用的工具。除了貂蝉、“二乔”外，徐母也成了曹操威胁徐庶的工具；孙夫人也成了孙吴要回荆州的棋子，吴国太夫人也成了刘备保全性命的盾牌……
三
在小说中的某些场合，作者对女性也流露出一种轻视的态度。吕布偷袭徐州，张飞把城池丢了，刘备的妻子也陷在城里。关羽责备张飞，张飞急的拔剑自刎，刘备竟向前抱住说道：“古人云：‘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尚可缝；手足断，安可续？”[2]可见刘备把夫妻情分看得很轻，于是甘夫人、糜夫人一出场，便被刘备弃之，甘夫人与糜夫人多一同出场，而且就是出场，不是被刘备丢给吕布，就是丢给曹操，再就是与百姓一起逃难。甘夫人在史书《三国志》中有记载，而糜夫人，则是作者根据历史塑造出的一人物形象。在这儿我们看不出作者的思想忠孝节义，只能体味到女人就不过是男人的衣服罢了。而糜夫人到了第四十一回才被作者赋予内涵。第四十一回谈到，赵子龙赶去救甘夫人与糜夫人及最重要的阿斗，正是“人知昭烈在白帝城托阿斗于孔明，不知糜夫人在长坂坡托阿斗于子龙，一样付托之重。”[2] 糜夫人在身受重伤后，依然将不是己出的阿斗保护好并托付给赵子龙然后翻身投入枯井。毛宗岗评：“人但知赵云不惜死以保其主，不知糜夫人不惜死以保其子。赵云固奇男子，糜夫人亦奇妇人。”[6]作者安排糜夫人的出现到死亡，都是在宣传“拥刘”思想，而甘夫人则成为糜夫人的陪衬，也来说明作品中的“拥刘反曹”思想。
刘备在失去甘夫人与糜夫人后，又与孙权的妹妹结合，然而，孙权的妹妹其实饰演着与貂蝉一样的角色，美人计中的美人，只不过她不清楚，任由兄长与周瑜、刘备等人摆布罢了。但是，她也敢于追求自己的幸福。
“三国时代，人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卷入了政治斗争中，各种事情几乎都涂上了政治色彩。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经常用来进行政治交易的婚姻，这个时候更是不可避免地随着政治风浪的翻腾起伏……”[7]孙权与周瑜自己不讲儿女私情，但知道利用别人的儿女情长。孙权用自己的妹妹作诱饵，准备“教人去荆州为媒，说刘备来入赘。赚到南徐，妻子不能勾得，幽囚在狱中，却使人去讨荆州换刘备。”[2]看来“女性充当工具的另一种更普遍的情形便是她们的婚姻。对统治阶层而言，‘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在中国封建社会，婚姻政治化的色彩相当明显。尤其在封建乱世，各统治集团都利用儿女们的婚姻扩充自己的政治军事势力以抗拒他方势力的吞并，或以子女为安插对方的一枚棋子牵制甚至吃掉对方。”[8]当然，这种婚姻对于男女双方当事人而言都是悲剧性的，而半路杀出的吴国太，为了女儿的幸福，促成了这个婚姻，使孙权和周瑜“赔了夫人又折兵”。于是青春绮年的孙夫人便稀里糊涂地嫁给了年老伪善的刘备。孙权与周瑜便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干脆来了顺水推舟，想利用新婚燕尔来消磨刘备的雄心壮志。于是，孙夫人从诱饵一变而为腐蚀刘备的糖衣炮弹。刘备识破了他们的奸计，于是这个久经世故的老男人为着政治目的讨好巴结她，年轻单纯的她一定以为这就是爱情才会抛下老母背叛兄长，跟着刘备逃往荆州。她那恼羞成怒的兄长见妹妹失去了利用的价值，狠着心对她下了追杀令。她侥幸逃到荆州，在荆州她对刘备还有一定的利用价值，所以刘备未将她抛弃。后来，孙吴方面想要动武，解决荆州问题，又担心孙夫人成为蜀汉要挟孙吴的人质，又利用吴国太生病这一借口，骗孙夫人回吴，并带上阿斗，这时，孙夫人又从人质变成孙吴绑架阿斗以挟蜀汉的工具。尽管吴国太一心想让女儿脱离政治，然而从诱饵到糖衣炮弹，从糖衣炮弹到人质，又从人质到工具，孙夫人始终处于政治斗争的漩涡中中国论文网。嘉靖本的《三国志通俗演义》里，孙夫人回东吴，一去而不复返。书里再也没有只字交代。就连《三国志》中也只是“先主既定益州，而孙夫人还吴”[5]一笔带过。甚至孙夫人回吴了，书里也没有写刘备怎么想念她，也难怪在“赵云截江夺阿斗”这出好戏中赵子龙“截江”夺的是阿斗，而没有阻拦孙夫人回东吴。毛宗岗的本子有憾于此，便在刘备虢亭大败以后,又给孙夫人添上悲壮殉情的一幕：“时孙夫人在吴,闻虢亭兵败,讹传先主死于军中,遂驱车至江边,望西遥哭,投江而死。”[6]于是，孙夫人成为有情有义，从一而终的贞烈女子。作者为了突出她的贞烈，还特意将孙夫人的殉情而死设计在刘备白帝城托孤之前。孙夫人是在误听了“讹传”以后就“投江而死”的忠孝节义，这是继长坂坡糜夫人之后第二个为刘备殉情而死的女子。
孙夫人从头到尾都没有正面出过场，在《三国演义》中的众多女子都没有被作者描写出她们的面容，但狄德罗曾说过：“……如果您笔下的女主人公是在弯腰，那就只消给我讲讲她的双手肩膀长得怎样，其余的东西让我自己去寻找好了……”[9] 也许是东西方的差异，罗贯中笔下的女性都没有面容描写，就连传奇式女性的貂蝉也没有细写，只是通过董卓与吕布的痴迷与争夺来侧面反映她的美貌。
孙夫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男人——她的哥哥和丈夫，一个视她为矛，一个视她为盾，没有一个曾为她的幸福考虑过。但是，从嫁给刘备这一点来说，倒也符合她“非天下英雄不嫁”的志愿。她为了自己的幸福不惜与兄长反目成仇：在与刘备成亲以后，她主动想出计策与刘备逃出南徐；即使哥哥派人追杀她，她也义无返顾的为了自己的爱情与家庭、以及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而跟随刘备逃往荆州；在出逃的路上，又不惜生命与赵子龙一起两番喝退孙权派来的战将，说话既合乎义理，又含有威力，使得徐盛等东吴猛将“面面相觑”，不敢回话，这充分显示了她的聪明才智和英雄气概，也显示了她对爱情、家庭和生活的忠贞；……她不后悔与刘备走到一起，就是回到东吴，她也无时无刻不挂念着刘备，在误听“讹传”后为刘备殉情。一名女子尚且这么有情有义，这么从一而终，而这些男子们呢，他们是如何不顾女子的贞德、传统道德，将女子运用于他们的政治斗争中，使她们苦不堪言。
甘夫人、糜夫人、孙夫人是作者着墨较多的刘备身边的女子。甘夫人自始至终一直陪在刘备身边，即使刘备三番五次丢下她不顾，但她依旧致死不渝地追随着他，她比糜夫人、孙夫人幸福的多，因为她可以死在心爱的人身边，也只有她似乎并没有与政治挂钩。而糜夫人为了刘备唯一的血脉殉情于长坂坡，为了刘备及其后代甘愿放弃生命。孙夫人为了追寻自己的幸福，保护自己的爱人，不惜与兄长反目，不惜离开吴国太，来到荆州，她却稀里糊涂地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被骗回吴国，到死都未能见到刘备。可见，作者在这三位女子身上注入了多少“拥刘”思想以及忠孝节义的传统道德观念，使这三位女子成为“拥刘”与“坚贞”的化身。
四
拥护刘备，反对曹操，这是小说“拥刘反曹”正统思想的核心。在这场“拥刘反曹”的斗争中，除了许多刚正的男儿之外，还有巾帼英雄。其中有让人敬佩的徐庶之母，徐庶因代人报仇杀人，不得不变名更姓，流落江湖，后投奔刘备，得到重用。小试牛刀大败曹仁以后，曹操听从谋士程昱之计，星夜取来徐庶之母，想借徐母的名义将徐庶骗来许昌，当程昱骗得徐母手迹，仿其字迹，假作一封家书，将徐庶从刘备那儿骗来，当母子相见时，徐母大为吃惊，待得知儿子是受骗而来时，徐母勃然大怒，拍案骂曰：“辱子飘荡江湖数年，吾以为汝学业有进，何其反不如初也！……今凭一纸伪书，更不详察，遂弃明投暗忠孝节义，自取恶名，真愚夫也！吾有何面目与汝相见！汝玷辱祖宗，空生于天地间耳！”[2]这番掷地有声的话的确义正严辞，显示出这位杰出女性的过人之处。徐母认为儿子的行为不义，玷辱了祖宗，也使自己无颜存活，同时也为了警示儿子，她毅然自缢而亡，正是母亲的这番训诫和刚烈之行，使儿子在忠奸、顺逆之间作出了正确的抉择：使其终身不为曹操设一计谋。正如毛宗岗所评：“徐庶之母与王陵之母，皆贤母也。陵母之死，恐其子之归楚；庶母之死，怒其子归曹。”[6]作者塑造徐母这一形象向读者们再一次宣传“拥刘反曹”的思想以及忠义的传统道德思想。然而，徐母的形象只有政治性，没有母性，完全是政治概念的化身。其实“当《三国》赞扬女性的时候，她们已经失去了女性的特点。”[3]
诸葛亮是刘备的军师，然而诸葛亮的毕生所学均是他的夫人黄氏教他的，而在《三国演义》中，黄氏并未出场，只是通过诸葛亮的表现来反映出黄氏的智慧，相传黄氏长得很丑，然而“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优美，粗俗藏在崇高的背后，恶与善共存，黑暗与光明相共”[10]于是黄氏就在诸葛亮身后默默地支持他，就在诸葛亮死后，她依然将儿子送上战场，后继诸葛亮的“拥刘反曹”思想。
“拥刘反曹”这一正统思想不仅仅局限在刘备、曹操身上，还延续到了两人的子孙后代，自至三国分立局面的结束，也正是这种以炎刘为正统的“拥刘反曹”思想继续激励着一些忠烈女子做出许多效忠之事。如马邈之妻李氏，蜀汉江油守将马邈明知魏将邓艾偷渡阴平，江油城危在旦夕，却仍不以军情为重，回家后仍然悠闲地与妻子围炉饮酒，其妻李氏很是不解，便问到：“屡闻边情甚急，将军全无忧色，何也？”[2]马邈便将责任推给姜维，认为大事都由姜维管，不关他的事，李氏只得苦口婆心地劝勉他，哪知马邈早就打好了投降魏国的主意了，“其妻大怒，唾邈面曰：‘汝为男子，先怀不忠不义之心，枉受国家爵禄，吾有何面目与汝相见耶！’马邈羞惭无语。”[2]她深感这样的丈夫对她而言是个极大的耻辱，使她无颜存活于世间，于是毅然自缢而死，李氏用自己的行动表明了对蜀汉政权的耿耿忠心，对丈夫的可耻行径的愤怒抗议。李氏的忠烈之举的确令人动容。就连敌将邓艾及敌国之人皆为之感叹，诚如毛宗岗所评：“夏侯之女但知有夫妇，马邈之妻独知有君臣，其节义更胜夏侯女矣。”[6]作者也歌颂她“可怜巴蜀多名将，不及江油李氏贤。”[2]又如刘谌之妻崔氏，当邓艾所率魏军自逼成都时，后主刘禅竟不思抗敌御辱，而是接受光禄夫人的建议，开城降敌，只有后主第五子北地王刘谌勇敢地站出来反对投降，在反对无效、举国投降即将成为事实时，刘谌不惜杀子破家以祭告祖父，表明自己的耿耿忠心，最后以死明志，更令人惊叹的是刘谌有一位忠贞刚烈的妻子崔氏，崔氏得知丈夫破家以殉国忠孝节义，不禁连连赞叹：“贤哉！贤哉！得其死矣！”[2]并决心以先死的行动来支持丈夫的壮烈之举，说：“妾请先死，王死未迟。”[2]丈夫问她：“汝何死耶？”[2]她斩钉截铁地回答说：“王死父，妾死夫，其义同也。夫亡妻死，何必问焉！”[2]说完便触柱而亡。崔氏所说的“妾死夫”决非一般意义上的为丈夫殉节，而是像丈夫一样以身殉国，杀身成仁，同样表现了“忠刘”、“拥刘”的正统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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