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莫莉只是逝去的往事，他们要各自追求新的幸福生活，而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人们总是乐于看到别人失败而加以警醒，而不愿意看到别人幸福”（苏隆94）尤其是看到情敌的成功和幸福会使彼此更不高兴，所以曾经因为莫莉在世时而成为“朋友”，也因莫莉的逝去而“友谊”决裂.
二 罗斯语言的力量——加莫里与弗农争斗优劣势的转换
当弗农刊登加莫里的异装癖照片后，当一切局势似乎都不利于加莫里时，加莫里太太的出现扭转了局势。加莫里太太在公众面前的首次亮相是她刚从手术台出来的情景，她刚给一个九岁印度女孩做完心内直视手术，她被一群崇拜她的孩子们紧紧拥抱，小女孩的父母也对她充满感激；之后媒体的画面又切到加莫里全家人在一座风景优美的舒适的农庄照看刚出生的小羊羔的画面。加莫里太太这第一次亮相的形象就好比天使，与弗农利用加莫里的异装癖照片来扩大报纸的发行量与知名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弗农的形象是多么的猥琐。心理学家认为，人与人第一次交往中给人留下的印象，在对方的头脑中形成并占据着主导地位，这种效应即为第一印象效应。加莫里太太便在这第一印象中占了先机。对着镜头，加莫里太太微笑着，讲述着她与加莫里甜蜜的爱情故事，当宣讲讲到高潮，线被记者冲破时，加莫里太太抓住时机人文历史论文，针对弗农道出一句具有完美艺术的话：“弗农先生，你具有勒索者的心智，并且具有跳蚤的道德高度”（132），这是对弗农的挑衅，自信而有力。然而看过加莫里太太有力的演说后，弗农的反应只是关闭电视，“在一种痛苦的崇拜中喘息着”（132），之后当铺天盖地的报纸头版标题大约平分为“勒索者”和“跳蚤”时，他也没有发表任何公开言论辩解或反驳，这其实暗示了在他与加莫里的战争中，他注定扮演着失败者的角色。
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有生成寇尔森（Coulson）所谓的框架转换（frame shifting）的能力。根据寇尔森，框架转换是一种语义重新分析，它把信息层面表述中已存在的要素重新组织成一个新框架（Coulson 32），框架转换以及由此引发的语义跃迁（semantic leaps）可以打开读者非线性思考和隐喻性思考的思维（Cook 29）。加莫里太太的话语机智而又讽刺，形成了框架转换，让她和加莫里在“人民”面前赢利了支持。她摈弃了一般的批评框架，她不是直接辱骂弗农是个勒索者，是个跳蚤，而是建构了她独有的辱骂框架，打破了读者们的常规期待，给观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短语中，不同的搭配有不同的意义，英、汉语有很多修饰语+中心词的结构，不同搭配的不同意义，也是不同的情感框架形式属性的突显与同一个突显角色的融合是产生出无数的、丰富多彩短语的根本原因（王正元122）。如讲到“心智”一词，读者可能会想到“成熟的心智”、“健全的心智” “心智卑劣”等搭配，“成熟的”、“卑劣”都表达了说话者的情感，这种常见的修饰是合理的、有逻辑的。而加莫里太太出人意料的用了“勒索者的”一词来修饰，似乎不合逻辑论文的格式。同样地人文历史论文，用“跳蚤的”来修饰道德高度也是违背了一般的修饰语被修饰搭配的合理性，看上去是不协调的。作为一个大型报社的主编，弗农给人留下的框架印象应该是具有成熟的心智和高尚的道德，即德才兼备，而加莫里太太的话语则表明了恰恰相反的一面，她的这种对短语的重新构建，使观众们脑中形成了一个不一样的框架。然而这种创新的表达情感的框架却能被人的认知理解所认同，这就是概念整合中“移就”的结果，转移了贮存在人们的记忆中的具有稳定属性的隐性角色，这是一种感情或属性的移就。这样一来，一方面，观众们在听加莫里太太讲话时，会对这一新颖的词语搭配留下深刻的印象，充分感知加莫里太太所要表达的情感。另一方面，这里的“勒索者和跳蚤”喻指弗农，“心智和道德高度”隐喻了弗农刊登丑照的这种行径；其中勒索者是对弗农心智的讽刺，低能且不成熟，注定要失败；同样，小小的跳蚤又有多高呢？这也喻指弗农道德低下，甚至是无德。加莫里太太用她曼妙的比喻向向观众呈现了弗农的恶劣行径，而她却没有给予太多解释为什么加莫里先生会穿奇装异服，这便给观众们构建了一个心理空间，让他们只会想着弗农的恶劣而忽视加莫里的丑行，姑且称其为“加莫里空间”。而小说中弗农从一开始准备刊登丑照时，便和克莱夫意见不一，之后更是借着副主编弗兰克的鼓励才大胆发行照片，这过程中屡屡受到挫折，弗农本人也表现出过多的焦虑，以致于在发行大会前“被迫掩饰住内心的恐惧人文历史论文，而显得从从容容”（117），这些表现同样也给读者构建了弗农注定要失败的心理空间，可以称为“弗农空间”。这两种输入空间的整合（即加莫里空间和弗农空间），形成一个新的整合空间（blended space），而此空间便映射了加莫里会是胜者，而弗农必然是个败者。加莫里太太这场犀利的演说所注入的新力量重新构建了这场战争的格局，实现了框架转移。这便是很多语言学家常说的“语言有强大的‘感动’观众的力量”。
在寇尔森框架转移的理论基础上，Machiavell提出有说服力的言辞可以“驱走恐惧”（taketh awaie feare）的观点（Cook 29），的确，在这场弗农与加莫里悬而未决的争斗中，加莫里太太因为自信有力的言辞，最终把恐惧驱向了弗农。加莫里太太扭转了乾坤，她的演说给了弗农毁灭性的打击，因为此后“人民”都站在了加莫里这边。而弗农失败后不久，又收到克莱夫指责他的卡片，让他彻底对克莱夫绝望，这加速了他报复克莱夫的进程，小说最终以二者的死亡而结束。
三 结语
正如陆建德教授接受访谈时谈到《阿姆斯特丹》时说过：“虽然女性（莫莉）不在，但是我觉得她是缺席的中心，一个很能干的女性，突然一个变故身体不好去世了，但是她生前的情感之间形成很有趣的关系，然后在死了以后，在冥冥中操纵一切”。而另一女主角罗斯则巧借助舆论的力量打倒了弗农，终结了加莫里和弗农的争斗。两位女主角在小说情节发展中起着不可忽视的力量论文的格式。
一些批评家认为，任何文学阅读或阐释都离不开人脑处理知识和意义产生的方法问题，把文学研究与认知科学紧密相联有助于双方学科更好发展（刘文190），因此，本文结合文学研究和认知科学中认知语言学相关理论人文历史论文，运用概念整合和框架转移理论，把莫莉和罗斯背后不透明的、看似不可能的力量通过整合，显示出她们在男主人公们身上所起的强大隐性力量，试图转换读者们对她们固有的评论框架，让读者们体味到两位女主人公在小说中的意义。
认知科学这一视角方便了读者更好地理解语篇。在国外，已有一些专门介绍文学与认知科学相结合的网页，如Blending and ConceptualIntegration, Cog Web: Cognitive Culture Studies等，在国内也必将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注释【Note】
①：小说《阿姆斯特丹》中引文均出自同一中文译本，故下文只标注页码。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1]. Brookner,Anita. Spectator [N]. (12 September 1998), p. 39.
[2]. Childs, Peter. The Fictionof Ian McEwa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3]. Cook, Amy, ShakespeareanNeuoplay: Reinvigorating the Study of Dramatic Texts and Performance throughCognitive Scienc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4]. Coulson, S. Semantic Leaps: TheRole of Frame-Shifting and Conceptual Blending in Meaning Construction [D]. San Diego: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7.
[5]. Head, Dominic. Ian McEwa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7.
[6]. Mar-Jones,Adam. Have a Heart. Observer Review [N], (6 September 1998), p.16.
[7]. 杜威·德拉埃斯马：《为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时间过得越来越快——记忆如何塑造我们的过去》[M]，张朝霞译，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第57页。
[8]. 陆建德：“文明生活的本质” ——读麦克尤恩的《阿姆斯特丹》[J]，《世界文学》6（2000）：289-304。
[9]. 刘文：《认知诗学：认知科学在文学研究中的运用》[J]，《求索》（10）：2007：190。
[10]. 苏隆：《弗洛伊德十讲》[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4，第89和第190页。
[11]. 王正元：《概念整合理论及其应用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第11-122页。
[12]. 伊恩·麦克尤恩：《阿姆斯特丹》[M]，丰俊功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
To Look at the InvisiblePower of the Females Characters in Amsterda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Cognitive Linguistics
（College of ForeignLanguag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Zhejiang 321004, China）
Abstract: This thesis tries to analyze theinvisible power of the heroines Molly and Rose in the novel Amsterdam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ceptual blending and frame shifting in cognitivelinguistics. It points out that because of the generic space “Molly’s memory”the two input spaces of Clive and Vernon combine together. At last, these two contradictoryspaces blend together and generate new significance: death. Thus, Molly is thevery cause of the tragedy between Clive and Vernon. Meanwhile, Rose, the otherheroine, who used her smart words won the battle between her husband and Vernon and shifted the fear and disadvantages to Vernon, accelerates the happening of thetragedy between Vernon and Clive. All those can make the readers to realize theinvisible power of the female characters in the novel.
Keywords: cognitive linguistics;conceptual blending; frame shif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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