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始终未曾脱离俄罗斯正教文化语境。其《罪与罚》中拉斯柯尔尼科夫既是一个深深浸染正教文化的典型形象，同时又肩负着“一般人”的精神特征。这两种身份之间的悖谬与统一使其精神在挣扎中遵循着回归式的路线，最终走向复活。然而，基督教文化的启示性在使其灵魂顿悟的同时，却无法回答现实对其提出的种种诘问，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其生命本质意义上的悲剧性。而这正显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类极富悲剧性的形而上的存在方式的思考。
论文关键词：拉斯柯尔尼科夫,悲剧性,形而上,精神历程
一、神性之光与世俗之心
在《罪与罚》中可以看到，其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精神世界里明显存在着两种精神流向，即神性意识与世俗之心。这两种精神之流在拉斯柯尔尼科夫身上的相互作用使此形象获得了颇有价值的阐释空间。
拉斯柯尔尼科夫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一个重要形象，深深浸透着陀氏的文化心理与思想痕迹。众所周知，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在一个具有浓厚的宗教意识的家庭，母亲经常给孩子们讲述《圣经》方面的故事，所以基督教文化的神性启示与原罪意识早在其心中埋下了种子，他在狱中惟一与之相伴的也只有《圣经》。由此，作家的这些经历酿就的精神气质也深深地附着在其笔下的人物身上。
首先，拉斯柯尔尼科夫作为生活在俄罗斯民族之中的大学生，深受正教文化的影响，其行为处处表现出趋善倾向。比如他热心帮助生病同学，并在其病故后照顾其老父；勇敢地从火中救出孩子，丝毫不顾及自己被烧伤的危险；他甚至在自己已穷得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把身上仅有的钱赠予了马尔美拉多夫一家……由此皆可见其身上神性光辉的底蕴。
正教文化对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影响还表现在其杀人之后。正教文化赋予其精神本质以内在的神性，尽管他以“超人哲学论”及各种理由来论证杀人的合理性并以此来说服自己，但内在的神性依然以其强大的感召力使其体验着罚的力量。此时，失去了对万能之神上帝的信仰之后的拉斯柯尔尼科夫同时也失去了对生命本体之绝对价值的追寻，灵魂走向堕落。而按东正教会的说法，“堕落的后果是：从人的精神方面来看，离开了上帝的赐福，人就会出现精神死亡以及精神世界中所有力量都会枯竭：从肉体方面来看，人表现为生病和肉体死亡。”[2](p86)这两种倾向同时出现在杀人之后的拉斯柯尔尼科夫身上。杀人之后，他大病一场神智不清，性格更加孤僻，经常陷入内心激烈的冲突之中，甚至表现出对世俗伦理及亲情的弃绝，完全脱离了正常的生活和思想轨道，但在自我的精神困顿之中他本能地企盼着一种救赎的力量。最终，拉斯柯尔尼科夫在即将失去人性和道德的边缘找到了心灵的平衡点，即受难、爱和上帝。在苦难与信仰的代表索尼娅的感召下，拉斯柯尔尼科夫终于回归信仰，皈依宗教，无怨无悔地接受了道义上、良心上的惩罚，重新戴上了苦难的十字架，走上了赎罪的道路，以求通过自觉地受难，屈从于上帝，以此获得痛苦的满足与自我的肯定，从而实现了道德的完善、人性的完美和灵魂的净化。
然而，在拉斯柯尔尼科夫身上，又表现出其背离母语文化传统之后的“一般人”的精神特征。生活在凡俗人世的拉斯柯尔尼科夫，集中体现了世俗之人在生活中的种种矛盾与挣扎。对此，鲁迅曾说过，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布置了精神上的苦刑，一个个拉了不幸的人，考问给我们看。”[3] (p56-p58)而拉斯柯尔尼科夫正是这样一个不幸的人。他是一个大学法科学生，但贫病交加以至退学失业，无以为生，又向来自视甚高、孤僻、自傲；他幻想成为一个蔑视一切法则的拿破仑式的超人，要成为统治者，要视人民为“虱子”。同时，他又有着善良的天性，同情一般人的痛苦，要为大众造福。众所周知，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处的时代正是俄国农奴制走向衰落、资本主义逐渐确立的时期，整个社会呈现出混乱与矛盾的现象，生活在这一时代的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会对社会之恶有敏锐的感受力，都会在不同的思想基础上提出自己对社会的看法并导出行为。拉斯柯尔尼科夫作为一个敏锐而深刻的知识分子更是如此，在面对社会之恶与自身悲惨的现实时，仅仅依靠对上帝的信仰已不能在精神上使其获得普遍性真理。残酷的现实与其理想抱负之间的悖谬造就了其心理上变态的不协调，也形成了其杀人犯罪之后又同情和帮助穷人的行为上的悖谬。
由此可见，拉斯柯尔尼科夫始终游走在母语文化传统与社会人两种角色之间，两者之间的悖谬与统一也导致了其思想与行为的不协调，从而使其精神在走向复归的同时又有所背离，也使其精神历程的本质意义获得双重的阐释空间。
二、由“罪”及“罚”的悲剧之旅
《罪与罚》的第一章，作者着重写“罪”、罪恶产生的缘由以及在此过程中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种种挣扎。陀思妥耶夫斯基把故事的发生定格在酷热异常的七月。孤独成性、自傲又自卑的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面对退学失业的困境，走投无路。在此，陀思妥耶夫斯基把彼得堡干草市场上的所有贫穷与罪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身处其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更是处于崩溃的边缘。他走在街上满眼看到的都是罪恶：被骗少女衣衫不整蹒跚地走在路上，身后跟着心怀不良企图的男人；酒馆里是以马尔美拉多夫为代表的热病般的呼喊“您可知道，先生，您可知道，一个人走投无路的时候，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境遇啊？”[4](p22)这一切折磨压迫着这个青年的神经，愤怒、恐惧、忧郁、狂躁等各种隐秘的情感一起涌上心头。而母亲的来信更是把其精神推向其难以负荷的顶峰，心爱的妹妹杜尼娅为了成就哥哥的梦想与人生牺牲自己，准备嫁给一个奸诈无比的商人，变相地出卖自己。在此，陀思妥耶夫斯基把难以负荷的痛苦一起压在了拉斯柯尔尼科夫身上。叶尔米洛夫曾这样解释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待痛苦的态度：“在这位极度主观的作家的永远采取充满阴沉的忧虑、热病似的彷徨和动摇、对生活的混乱与黑暗的难以消除的恐惧的作品里，镌刻着一颗伟大然而病态的灵魂的悲伤的历史，这颗灵魂为人类的苦难痛苦、绝望-------名副其实的绝望，就是说，丧失了期待、梦想、青春的憧憬。”[5] (p1)拉斯柯尔尼科夫即处于这样绝望的人生境地，残酷的现实使其丧失了对未来的所有期待，青春的梦想也全然幻灭在黑暗的角落里。
此时，我们可以深刻感觉到作者对罪恶的本源性的体察和认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感不仅是基督教忏悔意识的反映，同时也是对自身无法超越既有现实，从而无法彻底在信仰层面获得真理所表示的不安”[1](p22) 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之精神产物的拉斯柯尔尼科夫即是处于此种境遇之中，在他的惶惶不安的心灵中各种隐秘情感的支配下，自身母语文化的信仰面对着残酷的现实显得不堪一击，不能使其思想获得普遍性的真理继续生存下去，他的精神也至此开始流浪，越来越远离其既定的轨道。此章内容给我们的感觉就是：社会现实的双重性导致了拉斯柯尔尼科夫人性的扭曲和堕落，引导他走向丧失人性和道德边缘。一方面，他从小就接受母语文化传统（即东正教文化）和社会理想的教育，形成了其人性中趋善的一面；另一方面，他被贫穷压得喘不过气来，被迫辍学，躲进斗室，连房租也交不起，房东已不再给他伙食，他忍受饥饿，房东还要把他赶出去……可以说拉斯柯尔尼科夫已无法在这个社会继续生存下去。于是，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意识里便有了恶性本能的膨胀，他的人性和灵魂开始走向堕落。
而堕落的后果即产生了”恶”以及其精神与信仰的沦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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