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摘要：《老》《庄》深蕴谦虚之道，《论语》厚含谦和之风；然当今辞书对“谦虚”“谦和”二词的内涵阐释及源流追溯均不尽人意。分析老子之“虚”、庄子之“河伯”及早期儒家典籍的“谦”与“和”，不难得知，我们的现今所说的“谦虚”，当渊源于道家思想；而“谦和”，则应是早期儒家“谦”、“和”精神媾合的产物。二词在词义上既交叉互补，又旨趣不同，也正由二家学说分歧所制约；是其对立依存关系的一隅体现。
论文关键词：谦虚,谦和,《老子》,《庄子》,《论语》
一、“谦虚”与老子的“虚”及庄子的“河伯”
应该说，《老子》五千字并没有单独论及我们今天所谓“谦虚”。但其“虚”的思想是该书道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足够为“谦虚”的内涵提供充足的哲学依据。
首先，“虚”是《老子》中关乎本体的概念。所谓“虚”者，即 “空”：“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 [2]78橐龠者，风箱。风箱中空，正合道体；正所以“虚而不屈，动而愈出” （第五章）[2]78。（“空虚但不会穷竭，发动起来而生生不息。”陈鼓应译，下同）
在《老子》中，道“虚”的其它说法是“冲”或“不盈”。例如：“道冲，而用之或不盈” （第四章）[2]75（道体是虚状的。这虚体并不是一无所有的，它却含藏着无尽的创造因子。）“冲”者，古字为“盅”，器皿。以之喻道，取其中空，合乎道体“渊兮，似万物之宗” [2]75的性质。
此外，在方法论意义上，老子由道之“虚”而强调为人处世的“不盈”。他强调“持而盈之，不如其已”（第九章）[2]93，否定自以为是，自满自骄的浅薄行径。不过老子的“不盈”，却并不是要人因故守成，不思进取；而是要做到“洼则盈（低洼反能充盈）”（第二十二章）[2]154的相反相成；进而“大盈若冲，其用不穷”（第四十五章）[2]241。不难看到，这正是“虚而不屈，动而愈出”的道体性质在人生层面的体现。
与强调“虚”的精神相应，老子还将“谦下”的精神引申到政治层面。他说：“大国者下流，天下之牝，天下之交也”（第六十一章）[2]301，认为大国要像大海居于江河下流。正所谓“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第六十六章） [2]316 可见，老子的“谦虚”，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以其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第三十四章）[2]200的大气魄、大境界。
与《老子》一样，《庄子》一书也并不直说“谦虚”，却充满着体认天道，保持谦虚的智慧。《秋水》篇中，“河伯”与“北海若”的寓言可说对此作出了最好的注脚。其开篇写道：
“秋水时至，百川灌河，径流之大，两俟崖渚之间不辨牛马。于是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于是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而叹曰：野语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 ……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 [3]411
河伯由“持而盈之”到“望洋兴叹”，隐喻着面对“大道”要保持谦虚的道理。接着，由于河泊及时地认识到自己的骄妄，“北海若”遂语以大道，对河泊予以开悟。
虽然，庄子只是借河伯引出“北海若”的谈话以阐发他的哲学思想，但故事的逻辑前提无疑包含着“满招损，谦受益”的谦虚精神。因为河伯如果不能认识到自己夜郎自大之“丑” ，他与北海的对话将无从开展；他也就只是“井蛙不可语于海”、“夏虫不可以语于冰”、“曲士不可以语于道” [3]411；终究不过“坐井观天”，自居浅薄而不自知而已。
二、“谦和”与孔子之“谦”及儒家之“和”
如果说道家之谦是对道体体认前提下的“谦虚”，重在一“虚”，所谓“虚怀若谷”；那么儒者则是“彬彬有礼”原则下的谦和。
首先说“谦”。与道家相通的是，儒家也明确戒绝骄妄：“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泰伯》）[4]105；把“谦”作为自我定位的智慧：“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季氏》）[4]172，对天、道、人之大者保持敬畏。不同的是，儒家的“谦”更在于礼的要求：“子入太庙，每事问”（《八佾》）[4]65，表现儒者身处庄重场合之时，哪怕被人看作“无知”，也不妨明知故问，保持谦谨；以避免出错或造成凝重的气氛，契合礼的精神。此外，谦还是儒者不断砥砺修习、提高自我的前提。对此，孔子堪称表率。弟子说他“循循然善诱人”（《子罕》）[4]111，“天纵之将圣”（《子罕》）[4]112，对他尊崇有加；时人也称赞他：“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八佾》）[4]68、“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罕》）[4]110；但孔子对自己的评价是谨慎的。他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公冶长》）[4]83、“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 （《述而》）[4] 98、“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述而》）[4] 98 、“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述而》）[4]101、“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述而》）[4]101 ……可以说，正是孔子永不自满 的“谦”的精神，才使其不断超越自身，达到儒者“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4]54的大自由境界，被后人奉为“至圣先师”。
其次，关于“和”。“和”的早期经典论述见载于《国语·郑语》。公元前774年；在周天子朝廷作司徒的郑桓公向郑国的史官史伯问周朝的政治弊端，史伯回答时认为周王朝所存在最大的弊端是“去和而取同”，他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 [5]515～516将“和”与“同”区分，认识到某一系统需要不同事物调和搭配，以相摩相化，生生不息，保持系统的活力。此外公元前552年，齐国的晏婴认为“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以相济也”（《昭公二十年》）[6]1105，与史伯的观点一脉相承。之后，史伯和晏婴等人的“和”被儒家的礼乐文化予以改造和发展：
“是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故乐者……所以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方也。”[7]698
将“和” 作为“乐”的根本属性，阐释为系统中多元存在的的和谐运动；并意在通过“乐”将其施之于人伦，达到“大乐与天地同和” [7]666的政通人和之境。正所谓“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乐记》）[7]667。儒家将“和”作为乐的属性，其旨归在于促进等级制度下多元人伦序列的和谐共存。那么，在儒者的立身处世上，除了戒骄持谦外，当然也要“和为贵”（《学而》）[4]51了。只不过，这种“和”有所原则，与好好先生的“乡愿”不同，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4]147的相异相磋之“和”，是“以礼节之” （《学而》）[4]51之“和”。
可知，早期儒家虽然没有正式使用“谦和”一词，但其学说精神已经明确要求儒者要有“谦和”的风范。但“谦和”之“和”的内涵则与现在的“和蔼”颇有差异，其价值指向是儒者的和谐处世之道。
三、结语：
儒道释三家学说，在中国素称“三教”；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乃至至今），它们相辅相成，共同作用，全面深入地渗透到中国人的显在与潜在意识之中。尤其儒道二家思想，作为本土学说，更加源远流长；我们当今使用的很多词语，都直接或间接渊源于其经典著作。例如，“天大地大”出于《老子》二十五章 “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2]16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出于《论语·颜渊》的“驷不及舌”（《论语·颜渊》）[4]135；“见笑大方之家”、“井底之蛙”出于《庄子·秋水》的寓言……等等不一而足。而从以上对道、儒二家相关资料的梳理，不难得知，我们的现今所说的“谦虚”，当渊源于先秦道家思想；而“谦和”，则应是早期儒家“谦”、“和”精神媾合的产物。它们在词义上既交叉互补，又旨趣不同，也正由二家学说分歧所制约，是其对立依存关系的一隅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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