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就在J.S.米勒开始写《妇女的屈从》(The Subjection of Women)之时，父亲凭自己的喜恶为自己的女儿选择婚姻还是普遍现象。米勒指出，在英国法律下已婚妇女的地位比有些国家奴隶的法律地位都要低。他说：“妻子事实上是丈夫的契约奴仆：不仅如此，就法律义务而言，比通常所谓的奴隶还要差。她在圣坛前发誓终身依顺他，法律也认同并为此作保障。” 【4】
当时的婚姻法增加了社会的不公平，用米勒的话说，“这社会将是一个人间地狱”。【5】在玛丽.沃尔斯道克拉夫特去世数年后，妇女的权利问题开始成为公开讨论的话题。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米勒开始为妇女的全面平等而辩护。
哈代的婚恋观是很不传统的，主要归于两个原因：一是他自己的不幸婚姻，二是妇女解放运动，其中米勒的书对他影响很大。哈代对女性地位的关心与米勒在《妇女的屈从》中的观点是相似的。他认为女性的权利受到压抑，女性受到社会的歧视。已婚妇女的状况更差，她们受着父权制双重道德标准的审视。受法国社会学家和哲学家查尔斯·傅立叶（Charles Fourier）反婚姻思想影响，哈代开始倾向于废除法律上的婚姻。他认为，婚姻是建立在性别不平等的基础上，而女性在家庭中处于劣势。他坚持，婚姻首先是为了双方的幸福，而不是为了社会等抽象概念。至于现存的婚姻制度，则被他称之为“无端地造成至少一半人不幸的、粗俗迷信、蛮荒年代的产物。” 【6】
在小说中，淑出于对费劳森的尊敬和感激而与他订了婚，然而根本还不明白婚姻的本质，尽管她认为自己“年龄和阅历都够了”。（p.228）她错误地以为她可以继续和费劳森保持婚前的朋友关系，就像之前与基督寺大学生一样---自由、平等和欣赏，然而，婚姻却是处处与之相反---强制、粗俗。费劳森后来也承认他“是利用了她的天真…在她还不明白自己的真正想法时让她定了终身的协议。”（P.240）后来，她爱上裘德，后悔了自己的婚约，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又盲目地履行了自己的婚约。
尽管淑认为自己是“自由选择了”费劳森，实际上她是被当时的种种现实逼迫---逃避校园逃跑事件的影响，邱德被阿拉贝拉诱婚引起的感情挫折等。同时，教堂婚姻表明女性根本没有选择权。她在给邱德的信中写道：“根据那印着的教堂仪式，我的新郎可以按照他自己的意愿和爱好选择我；而我却不能选择。别人把我给（give）了他，如同母猫，母山羊或别的什么家养动物一样。”（P.177）不仅如此，婚后她发现give不仅是字面的，而是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的真正的义务。她的全部---包括姓名和身体，都必须交给他。
婚后，淑才真正体会到婚姻的实质。费劳森是个好人，但作为一个丈夫，淑却无法忍受他，也不愿顺从他。既然进入一个婚姻，就应该努力维持，从一而终，这是当时的主流思想。而追求自由思想的淑却不愿屈从，也不愿压抑自己的感受去适应，毅然提出与丈夫分开。她认为；男女没有爱，却行夫妻之事是不道德的，无论它有多合法。（P.234）对于法律对婚姻的制约，她甚至说，“如果法律和常规只会使你不幸，那在乎它有什么用，你明明知道自己没有犯罪。为什么我一定要忍受，既然我这么做没有伤害别人？”(ibid)
为了说服费劳森，她甚至引用米勒的话：“人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计划，没必要像猿猴一样模仿别人。为什么你不能不看别人呢？”而费劳森的回答却是他只想过和其他人一样的平静生活，行使一样的权利。淑的反抗触动了父权社会的意识主流，不独费劳森认为她犯了不喜欢他的罪，费劳森的朋友吉林汉姆更是认为“这将会搅乱现有的观念”。（P.243）
但最终淑的强烈愿望征服了费劳森，使他认为让一个同类受折磨是不应该的，尽管从逻辑上和宗教上他都不能承认她的这个愿望。通过痛苦的婚姻经历，淑开始质疑婚姻制度，认为婚姻不过是一纸“病态的契约”，完全是为了物质的便利,而多数妇女结婚只是为了“得到设想的尊严和有时带来的社会优势”。（P.221）“设想的尊严”就是已婚妇女更易为社会接受，而“社会优势”不过是女性可以依赖男性生活的权利。这些与淑追求独立平等的愿望是相悖的，她宁愿用双手创造真正的尊严，也不愿为了这些放弃自己的精神自由。
然而社会并没有准备好提供给淑可以自立的条件，她的思想太超前了。离开费劳森，她失去了原有的教师工作。在女性的工作机会本就不多的当时，一个离开自己丈夫的不体面女人更别想得到像样的工作。淑与邱德尝试过各种工作，由于两人不是合法夫妻，遭到社会歧视，最后情况越来越差。而不断受到世俗挑战的淑最终也未能实现“只在白天见面”的爱情模式，在经济上只能和邱德同租一室的条件下，身体最终沦陷，成了真正的情人。淑的精神世界开始坍塌，孩子的出生，经济的窘迫，社会的歧视，淑的生活被逼入了绝境。当大孩子不小心听到父母的抱怨后，竟在他们出去后杀死了弟弟妹妹然后自缢，淑的精神彻底死亡了。
结束语
淑是十九世纪晚期英国新女性的代表，她的追求的破灭表明处于萌芽状态的女性主义意识不足以和整个的父权制意识形态抗衡；女性要获得真正的独立自由，除了在意识形态的抗争和获得更多的社会关怀，更需要社会的物质条件的成熟。
哈代作为男性作家，能够主动探讨女性问题，对具有有独立思想的女性给予正面的赞扬的刻画，对女性为争取解放的行为给予深刻的同情，都表明了他的进步的女性主义观。尽管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在小说中缺乏对女性真正出路的探讨，但他能够让女性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且揭示了解决女性问题的必然性，正如小说中淑的断言：“每个人的感觉都越来越和我们一样，只不过我们有点超前了，仅此而已。在五十年或一百年后，那些人的后代会感觉比我们还糟”（P.301）,这些都具有跨越时代的先见性，对这部作品的研究因而也具有了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Thomas Hardy, The Collected Letters of Thomas Hardy[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0. P.238-239.
[2] M.H.Abraham,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 fifth edition, volume 2[M]. Newyork. London: W.W. Norton & Company, 1986. P.131
[3] Ibid. P.13.
[4] J.S. Mill, The Subjection of Women[M]. Ed. Edward Alexander.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1. P.37.
[5] Dale Kramer, Thomas Hardy[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0. P.348.
[6] All the other quotations are from Thomas Hardy’s Jude the Obscure[M]. Penguin Classics,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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