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时谈的比较多的是利用中国银行吸收国外的贷款，谷牧在相关会议上提出：国际经济运作中有许多通行办法，包括补偿贸易、生产合作吸收国外投资等，我们可以研究采用。[8]这种提议得到了中央的首肯。邓小平在约见他时就说道：“引进这件事要做，下决心向国外借点钱搞建设，要抓紧时间。”[9]之后在全国计划会议确立了“从那种不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技术交流的闭关自守或半闭关引
资自守状态,转到积极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10]的引资政策。与此同时由谷牧主持制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经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发布施行。这部法律是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经过深人调研，用了近半年时间制订完成的,是我国第一部利用外资的法律。[11]1979年9月，为借用日本政府的“海外协会基金”，谷牧又受中央委派出访日本，经与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外相园田直谈判,达成了以年率3%,还款期30年的条件。这是我国在实行改革开放中获得的第一笔外国政府长期低息贷款。随着源源不断的资金引进到位，为我国经济特区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3、经济特区各项基础建设
能否兴办特区、怎样兴办特区、兴办怎样的特区。不但马列的著作中没有讲过，就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试过，一切都要靠自己探索和创造。
在基本制度建设方面，由于特区的经济活动同国际市场关系密切，与外商交往频繁，涉及面宽，许多问题需要及时处理，由中央和粤闽两省的有关部门各管一段，层次多，效率低，与经济发展无法相适应。谷牧通过慎重思考后指出：经济特区的基本方针政策和总体发展规划由国务院掌管，特区内属于中央统一管理的外事、公安、边防、海关、税收、银行、邮局、铁路、民航、港口业务，权力仍归中央，但应由国务院各有关主管部门按照特区需要，制订具体管理办法不属于中央统管的各项业务，特区可根据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方针，结合实际情况，灵活处理。[12]如此也理清了国家与特区相互间的关系，明确了特区的权利。同时谷牧针对一些特区领导班子中出现的分歧，要求各个特区发展思路要明晰，注意与所在省份的联系。1980年6月之前,深圳一直是以“三个建成”为指针,把农业建设放在第一位。1979年9月21日，谷牧在听取深圳工作汇报后,认为搞的还是原来那一套。他要求广东省委主要领导,“你们的两个特区,班子要组织好,工作作风要改变”。广东、福建两省会议召开之后,1980年5月7日,广东省委成立了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由省委书记吴南生任主任。同年6月,吴南生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发展工业被明确为主要任务。
在基本建设的问题上，一开始由于战线拉得较长，造成经济生活的紧张。谷牧及时提出：“特区的工程建设应当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注重效益，做到开发一片，建成一片，投产获益一片。”[13]同时允许吸收外资进行建设，由特区自营或中外合资经营，自负盈亏。按照这个指导方针，特区建设有序、成片发展开来。
在各个经济特区所应发挥的作用上，谷牧的理论是应该因地制宜，各有侧重，注重实施。即深圳、珠海应建成兼营工、商、农、牧、住宅、旅游等多种行业的综合性特区。汕头、厦门先以发展出口加工业为主。在各区紧张筹备各项工作时，认为应该首先创立一些工业园区，可以为随后的特区建设提供一定的借鉴作用。于是蛇口工业区于1979年7月正式动工兴建，它的发展为后来其它几个特区建设提供了丰富实践经验。对这一阶段的评价，谷牧就认为特区建设成绩
很大,尤其是“蛇口两年做出来的成绩，连麦理浩(时任香港总督)都说在香港要四、五年才能办成。”
4、经济特区的适时转型
随着经济特区发展大大加快，新问题也不断产生。特别是非生产项目多，产品出口增长慢，外汇支出大于收入，对以工业为主、出口为主的方针贯彻不力。为尽快解决这样的问题，1985年春节，谷牧在深圳召开特区工作座谈会，着重讨论发展以工业为主、工贸结合的外向型经济，要求千方百计扩大出口，加强管理，注重科技进步，提高经济效益。只有这样，特区发挥窗口作用才有切实的载体。他说：“客观形势的发展,要求深圳把工作重点放到建立以工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上,由铺摊子、盖楼房转到上水平、求效益上来”。又要求：从今年开始，要爬好一个坡，更上一层楼。[14]谷牧为此所做的努力让“各经济特区从此在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道路上迈开了坚实的步伐，基本实现了1986年特区工作会议提出的目标。”[15]
5、经济特区与台、港澳的关系
谷牧很早就已经注意到了经济特区建设与台、港澳的关系。1983年4月25日，他在广东省委常委会议上指出，特区工作应联系到1997年解决收回港澳主权这个历史遗留问题来考虑“中国办起这么几个特区，我看对解决港澳的收回主权、台湾的回归祖国，将起到很大的作用。我们不是‘地区过渡论’，但实际上是起那个作用。”“办特区原来这个思想不大明确，现在应明确提出这个问题。 2/3 首页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