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导读:：空间理论作为20世纪末新兴的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其为研究文本中的空间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赵树理小说中的两个空间“村公所”和“村庙”从表层看是地理空间，但是通过空间批评理论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话语权的位移，并从位移中看到话语和权力的关系，这种话语权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意识形态空间的再现。
论文关键词：空间批评，赵树理小说，村公所，村庙
空间批评是在文化地理学和文化研究等后现代理论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并逐渐成为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方法。从地理学概念上看,赵树理小说中的“村公所”与“村庙”仅仅是两个单纯的地理空间，但是随着空间批评的逐步发展，我们关注的空间已非简单的地理学概念，“空间”已广泛地被非地理学领域隐喻性地使用,乃至形成人文和社会科学广泛的“空间转向”。[1] 空间批评开始注重“强调文化是人与人之间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各种关系,通过文化作为中介、平台、生活圈等空间隐喻,将文化研究空间化”。[2]按照这样的理解，本身就蕴含文化意味的“村公所”和“村庙”在空间批评视域下就显得韵味无穷。
一、话语权的位移：“村公所”大有取代“村庙”之势
所谓话语权,是指在特定的社会情景下掌握社会行动及其相关规则的言语规范的权利[3]。在赵树理的小说中，“村公所”和“村庙”是结合在一起同时出现的，“村公所”的办公地点在“村庙”里，二者看似是一种母子关系即“村公所”依附于“村庙”，其实不然，小说中的“村庙”原本是祭拜神灵的圣地，是纯洁干净的，沾不上任何污渍的，神灵在这里具有绝对的权威，任何人都是不能挑战的。在封建专制社会，神权思想浓厚，就连皇帝都自称“真命天子”。在汉武帝时期，为了加强君权，董仲舒大力鼓吹“君权神授”并且这种思想得到贯彻实施，“君权神授”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神学政治”，神学至上思想也开始真正以一种“合法性”走上历史舞台。另外，封建等级秩序是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很大程度上它也是宗教秩序的呈现，因此统治者便利用神权作为统治人民的精神支柱，由此可见神权在“村庙”里具有绝对的话语权。但是文中的“村庙”在这里不再是一个纯粹的祭拜神灵的地方，因为其融入了很浓的政治因素，村子里的很多村政大事也都是在这里办, 比如选举村干部，《李有才板话》中写道：“庙里还跟平常开会一样，章工作员、各干部坐在拜厅上，群众站在院里。”这一句话就把政治意味凸现出来，拜厅本是祭拜神灵的地方，是那些怀有虔诚之心的人们拜祭的地方，厅内一般是站和跪的，但是官员们却堂而皇之的坐在了厅内，和神位平起平坐就足以说明村庙的地位已经不像以往那样具有绝对权威。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村公所”的地位已经完全超过“村庙”，在《李家庄的变迁》中“说事”的地方既是“庙堂”,又是村公所,象征着建立在民间宗教基础上的乡村法理权威本就是宗教权威的外化与翻版,也在某种程度上宣告了李如珍等人对铁锁、春喜之间“砍桑”纠纷的处理是一种不容抵违的宗教性鉴定。[4]因此，从“村公所”在行使权力上还有赖于宗教权威的辅助上看，作为后来才出现的“村公所”在整个“村庙”里还没有足够的话语权，只能说大有超过“村庙”之势。这种话语权力的位移不仅仅是社会话语权的一次变革，更重要的是传统话语权开始受到现代话语权的挑战，这个挑战的过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而是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专制思想统治下孕育的一次破茧成蝶，这个过程与整个封建体制和现代政治权力机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可以说是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而呈现出的一种态势。
“村公所”是一个代名词，它产生于民国时期，是一个区域地方行政组织形式。这个时期是中国的特殊时期，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已经完全形成，西方宗教文化的传入与传播大大改变了一部分村民的信仰与观念，人们的思想意识已经开始觉醒，于是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思想文化体制开始遭到外来文化思想的严重冲击，乡村固有的文化权力体制也有分崩离析之势，透过村公所里的各种活动，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封建思想文化在农村一统天下的地位已经开始动摇。
另外，话语权的背后总是隐藏着特定的政治意志和权力关系。阎锡山从小就目睹了中国政权统治之腐败人文历史论文，在日本留学期间的感受也让他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之局面到了不得不变革的时候，这种变革绝非是不痛不痒的修修补补，而是对旧的制度进行彻底的手术，在民国时期，必须要用适应社会发展的制度来维护统治。他深知农村在国家稳定上的重要性，为了巩固在山西的地位，阎锡山于1917年开始大力推行以村为基本施政单位的乡村政治,对村进行整顿。这种制度是对传统的乡村制度进行的一次革新，所实行的村制,既是阎锡山政治革新思想的反映,也顺应了近代地方自治的要求。
二、从民间到庙堂：政治空间凸显
话语作为一种权力，它和其它形式的权力一样，也是渗透性的，它的影响也是深入而持久的。对话语的掌握和控制，决定了真相和虚假的尺度，决定了对个体生命的掌控。[5]在“村庙”这个空间内，“村庙”的话语权向“村公所”位移，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个空间内部社会各种关系不断演变的结果。这种空间内部的动态与矛盾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为矛盾是无时不在无时不有的，空间内部同样存在着多重矛盾，“村公所”和“村庙”就是一对矛盾，有了矛盾之间的对立统一，空间打破了纯粹的静止状态，内部的各个部分之间开始相互流动，这种流动推动了空间内部各种矛盾之间的相互渗透与作用，推动了空间内部的拓展与组合，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孕育另类空间的产生。
透过文本可以清晰的看到连接两个空间活动的纽带是人，人一旦置身于空间之内，并融入了人类的活动，它就成为一个容纳多种力量的一个能量库，二者的连接点是政治，这也就意味着“村庙”在经过时间的变化和人类参与政治活动后已经有了政治性意味，因而“村庙”中诞生了一个新的空间，或者说已经具有了与原本不相干的“村公所”相契合的地方即政治空间。
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认为：“空间并不是某种与意识形态和政治保持着遥远的距离的科学对象，相反，它永远是政治性的和策略性的。[6]也就是说，空间是一个政治性的空间，空间内总是蕴含着一种政治意味。“村公所”是一个区域地方行政组织形式，在抗战时期赵树理所写的文章中它是阎锡山统治集团加强区域统治的一个缩影。阎锡山一向以“占山西为王”据称的，因此他一直都对加强农村政治统治尤为重视，虽然在民国时期才出现“村公所”这一萌芽，但文中出现的村公所是阎锡山在继承前人统治经验的基础上创设的一种具有山西特色的基层组织，他的统治手段相比前人比较高明。在他的村公所里，村长是外派的，实际掌权的大都是地主阶级，从表面上看，外派干部是一种对村级管理者的一种牵制和监督，但是，细看外派干部身份不难发现，这些村长也是由上级任命的或者是由乡绅担任的，不管何者，他都代表着官僚地主阶级的意志，且看这些官僚地主的代表在做些什么工作：催征税粮，操纵选举，欺压村民等等，可以说这是打着“民主”的旗帜在进行着卑略的“不民主”行为。在《李家庄的变迁》里春喜和铁锁的桑树归属纠纷中，村长本身是为村民服务的，要做出公平判决的作为村长的李如珍威风八面，容不得贫农铁锁的争论，不讲事理，威逼铁锁就范，最后判铁锁承担一切责任，弄得铁锁有理难伸张。另外我们应该注意一个细节：农民之间发生纠纷请求评理时要吃烙饼龙源期刊。烙饼为何物？油馍！由于地处山区，沟壑纵横，石厚土薄，十年九旱，水土流失严重，加以土壤关系，这里只种杂粮（以玉茭、谷子、高粱三种为主要食粮，但解放后能种水稻），产量也低。[7]因此，烙饼在当时是上好食品。主持诉讼的人是村长抑或地主乡绅，他们在主持诉讼时规定，诉讼失败的人要承担烙饼的一切费用。以当时的生活条件，吃上又有白面又有油的油馍，对地主乡绅们来说也是一种设施，他们趁机敲诈，目的就是为了一饱私欲。村民不管再穷还依旧照办不误，他们觉得这么做是天经地义的，由此可见，在这样一个村公所里，下层人民的民主与公平当然全无。
政治和权力又是一对天然的联系，列斐伏尔曾经提出，权力通过生产空间而生存；福柯提出，权力通过划分空间学科而得生存；基尔·德勒兹和菲里克斯·高塔利提出，为了再生产社会控制，国家就必须再生产空间控制[7]。这一点在赵树理的小说中写的非常明显，它主要突出在新旧政权的暗地斗争，而这一矛盾的聚焦点就在“村公所”权利的争斗上。例如《李有才板话》描写的是民主政权初建时，群众和以地主恶霸为代表的村主要干部所进行的曲折复杂的斗争。小说揭露了恶霸地主阎恒元为达到幕后操纵村政权的目的，竭力排挤“村公所”里代表农民利益的干部，甚至采取一系列措施成功腐化一批原本具有反抗意识且有进步思想萌芽的村干部，这一切又都归结于对政治权力的掌控上。由此不难看出，“村公所”这一空间并仅仅是一个客观的容器，它也是一个到处充满了差异、矛盾和权力争斗的竞技场、各种力量的储藏库。
三、意识形态空间再现：文艺为工农兵服务
谈到政治就离不开谈意识形态，因为政治的背后总被打上意识形态的烙印。在这里，从意识形态上能更清晰的看清40年代中国的政治局面。在此期间，三种文化正在中国境内进行尖锐斗争：一种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活动；一种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封建主义买办主义的文化活动；一种是中国进步人民的新文化运动。[8]这三种文化的背后可以看出当时晋东南地区生存环境的复杂化，外有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内有官僚资本主义势力，面对这三种势力，中国共产党代表的进步势力势单力薄。村公所里的种种活动表明，虽然当时农村有些地方已经解放，民主改革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逐步展开，但是在很多地方农村的民主改革困难重重，以阎锡山为首的官僚资本主义势力的暗地阻挠是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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