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导读:：侠客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一部分特殊人群，是一群具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红线》、《聂隐娘》、《昆仑奴》等一系列名篇塑造的一个个鲜明的侠客形象，成为后世许多中国人心中流传千古的大侠形象的雏形，而那些女性侠客，更是以双重的性格，非凡的身手，细腻的情感，在文学史上为女性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论文关键词：侠客，刺客，双重性格，浪漫主义
一 “侠客”与“刺客”
侠义小说是唐小说中一个较为引人注目的类别，《聂隐娘》，《红线》，《虬髯客》，《谢小娥传》，《贾人妻》等一系列名篇，塑造了一个个鲜明的侠客形象，并开后世武侠小说之先河。对于“侠客”的描述，李白有诗云：“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侠客行》），点出了符合侠士身份必须具备的几个要素：身怀绝技，扶危济困，慷慨潇洒，傲然不羁，也展示出了侠客那种乱世英雄的形象。但是唐小说中关于侠客题材的作品，却很少将其中的侠义精神放大去加以审视，更多的是将其融入复仇，政变，或各种各样的权谋欺诈中去加以塑造，这样就比较容易将其与刺客混为一谈，从而淹没了“侠义”的文化内涵。韩非子曾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他从法家的角度，强调了侠的行为的消极因素，例如好武斗勇、目无法纪等，说明侠客是依仗武力与社会秩序抗衡，对他人使用暴力，从这一点来说，侠客与刺客的概念便有些相似之处：侠以维护正义为名，行行刺之实，于是侠客便成了刺客。
唐小说的作者对于侠客行为的描述均有美化之笔，或极力描写其武力之高强，或展示其异于常人的神秘幻术，以转移读者的视线，为其行为制造合理性，但联系时代背景而言，却难以掩饰其刺客的本质。如《甘泽谣》中的《红线》和《传奇》中的《聂隐娘》，专写侠女行盗行刺、参与藩镇之间斗争的故事。表面看来，这些小说展现的是侠客们在政治斗争中的风采，实际上反映出的是当时社会上的暗杀之风。以《聂隐娘》为例，《聂隐娘》出自唐裴铏的小说集《传奇》，主人公聂隐娘是魏博大将聂锋之女，自幼由女尼授艺，教以剑术，能白日刺人。后魏博大师派她去行刺政敌——陈许节度使刘昌裔。聂隐娘拜服于刘的睿智与为人，毅然弃暗投明，转为刘昌裔效力，并破了精精儿和妙手空空儿的法术，保护了刘的安全。联系当时的社会背景分析，中唐后期政局不稳，藩镇割据严重，暗杀之风盛行，统治者之间争权夺利，相互残杀，他们彼此以刺客牵制与威慑对方，豢养死士为之效力是必然的事实。而这些被收买，被豢养的，具有特殊技能的人，或出于个人恩怨，或取舍于藩镇势力的强弱，游走于当权者之间，无形中充当了其争权夺利的工具。戈春源认为，“进入阶级社会之后浪漫主义，为夺取权力，统治集团内部各派别与成员进行生死的斗争。他们不惜采用各种阴谋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就进一步推动了刺客的出现。”①《聂隐娘》的故事，就反映了这一社会状况，《红线》的故事也是如此。
尽管如此，刺客和侠客总归有所不同，侠客也许是刺客，但刺客绝不会是侠客，即使二者之间有种种藕断丝连的关系，但历代以来的文人们总会列举出侠客崇高之理由，以区分与那些只是秉承雇主的意志办事，对目标实施谋杀或者暗杀的刺客。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和《史记·刺客列传》中将二者有意识的做了区分，他认为，“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阨困”，初略描述了侠的主要特点，即游侠虽为行侠仗义而杀人，但侠客是有诺必践，为知己者死而不悔的。而刺客并非如此，他们的行为并非出自本身的是非观念，而是秉承雇主的意志办事，受利益的驱动的。陈克标在其《游侠与刺客之辨》一书中，对二者的含义做了现代意义上的解释：“为获得报酬而杀人的就是刺客，因士为知已者死的是游侠；刺客杀人不会心甘情愿以付出自己的生命为代价，而游侠是不顾自己的安危，即使付出自己的生命。”②从这个意义上出发，唐小说中的“侠客”，便不同于刺客，有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蕴含。
二 女侠性格的两面性
“侠”文化由来已久．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侠客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一部分特殊人群，一种具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自古以来，行侠仗义似乎是男性的专利，侠客的世界就是一个男性的世界。然而唐传奇中却出现了不少女性侠客，身为女性，又是“侠客”，这个双重的身份决定了她们表现出与男性侠客不同的一面，有着明显的双重性格。她们一方面具有女性的柔弱，温存，宁静和慈爱，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嫉恶如仇，性格刚烈、甚至称的上心狠手辣的截然相反的性格特征，比如《贾人妻》与《谢小娥传》。
《贾人妻》出自薛用弱的《集异记》论文开题报告范例。讲述了一名女子和唐余千县尉王立相好，一起生活了两年多，并生有一子，两人感情深厚，相敬如宾，但此女一旦大仇得报，立即抽身而退，并杀掉亲子以斩断情丝。这个形象具有明显的性格冲突：平日里作为一位母亲和妻子，她料理家务，照管生意，对丈夫体贴入微，对孩子慈爱有加，完全是一位贤妻良母的典范。然而这表面上的一切，却是一种掩饰，她的实际身份，却是一个隐藏身份，伺机报仇的女子，一旦大仇得报，她便立即决绝而去，毫无留念之意，为了斩断情缘，她甚至又返回以喂奶的名义杀掉了亲生之子。或许作者是想以此来证明侠女看淡儿女情长的超脱，但这种行为在常人看来未免心狠手辣，叫人难以接受，这样的侠客可能会受人尊重，但绝谈不上可亲可敬，更谈不上可爱了。作者这种写法显然是出于理想主义，是为了彰显侠客奇特非凡的个性，却以泯灭她身上的“人性”作为代价，未免得不偿失。但这种塑造“侠客”形象的方法却流传下去，为后世武侠小说的创作提供了一种借鉴，后世很多武侠小说中的大侠形象，大多清心寡欲，不食人间烟火，并且性格单一，正所谓:“儿女情长，英雄气短”。
《谢小娥传》讲述的也是一个复仇的故事，女主人公的性格同样呈现出明显的双重性。谢小娥和父亲、丈夫及其兄弟僮仆数十人在江上遇盗被“悉沉于江”，财货为盗贼所劫，自己也伤胸折足，其后虽然乞食为生，处境艰难，但她为亲人报仇的信念从未动摇。她女扮男装往返于江上，查访仇人，后来终于找到仇人，并伪装成佣工受雇仇家而伺机报了仇。谢小娥的身份由此呈现出双重性，作为普通而平凡的“估客女”和“商人妻”，作者表现了小娥身为女性的那种柔弱和无助。初见小娥，寻访其遭遇，“小娥呜咽良久”，当作者揭开谜底，她“恸哭再拜”，在仇人申兰家帮佣时，看到自家被劫来的财物，她想起被害死的父亲和丈夫，“未尝不暗泣移时”，这些“呜咽”，“恸哭”，“暗泣”等非常女性化的形容词，给读者这样一种暗示：小娥只是一个遭逢家变，彷徨无助的弱女子，当然这些只是她性格中的一面。而作为一个身怀大仇的女子，她又表现出了远超其年龄的心机和韬略，为报父仇，她一路风餐露宿，沿街乞讨来到亲人遇害之地，女扮男装往返于江上，查访仇人下落，随后又忍辱负重的潜伏在仇人家里伺机报仇，一直到最后终于“抽佩刀，断其首”，整个过程中所表现出的那种果敢，决绝和无畏与之前那个悲悲切切的弱势女子形象产生了巨大的反差：一边是女性的柔弱无助，一边是受害者坚毅的复仇，这两种矛盾冲突的行为相结合，便显示出惊人的性格魅力，同时也使谢小娥这个艺术形象更加丰满，这也是《谢小娥传》强于《贾人妻》的地方。
造成女侠形象性格双重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塑造她们这种“中性”性格的人浪漫主义，是一群拥有历史著作权的男性，尽管他们也曾试图探寻女性真正的行动目的和内心的感受，但依然不能感同身受的体会女性心灵，也就免不了以男性主观的角度，描绘出一群“中性'的超女形象。但无论如何，这些与男性侠客迥然有别的女侠们，以其特立独行的品格和快意恩仇的方式，为唐代文学的女性人物画廊增添了浓浓的色彩。
三 浪漫主义的写作特点
唐小说的写作风格呈现出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特点，但是在唐小说中涉及到“侠客”这一主题时，浪漫主义的写作手法明显的占了上风。作品除了具有传统作品对人物的具体的现实主义描写之外，更侧重于对他们虚幻的神异性的展示，表现出浓厚的神秘色彩。
唐小说的作者浓墨重彩的展示了侠客们异于凡夫俗子的超人本色。如《甘泽遥》中的侠女红线年仅十九岁，却已身具异术，而且“善弹阮咸，又通经史”，是个文武全才的侠女。《昆仑奴》中的昆仑奴频繁出入戒备森严的显贵后宅，救出红绡后显贵命甲士围捕，“昆仑奴遂持匕首飞出高垣，瞥若翅翎，疾同鹰隼，攒矢如雨，莫能中之；顷刻之间不知去向”，烘托出昆仑奴的动作之敏捷，技艺之高超，如果说这些描写还大致不脱出现实主义的描绘，那聂隐娘的形象便已显示出一种仙气，而与常人相去甚远了，她不仅能够化为小虫藏于人腹，化险为夷之后立刻恢复人形，还能“白日刺其人于市”，而“人莫能见”，显得神秘莫测。这些小说中的侠客，或有超人的武艺，或能腾空飞行，更有许多莫测的法术幻术，但归根结底是把侠士形象神化了，这种神乎其神的浪漫主义描写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
晚唐时期，社会动荡政局不稳，乱世之中的人们处于极度不安之中，无门可入，无可求告，找不到出路。在这种情况下，文人们面对残酷的现实，济世理想难以实现，便把希望寄托到那些具有超现实主义神秘色彩的侠客身上，在想象之中求得一丝安慰，正如郑振铎所言：“一般民众，在受了极端暴政的压迫之时，满肚子填塞着不平与愤怨，却又因为力量不足，不能反抗。于是在他们幼稚的心里，乃悬盼着一类‘超人’的侠客出来。来无踪，去无迹的，为他们雪不平，除强暴。”③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之下，他们通过对侠客快意恩仇形象的刻画，使自己在作品中对抗黑暗的现实，得到精神的胜利。此时，普通人的形象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于是文人们便展开想象的翅膀，为自己塑造的英雄们添加上普通人不可能具有的神奇本领，让他们在虚幻的世界中去雪不平，除强暴，浪漫主义的描写方法理所当然的占了上风。当然，唐代佛道思想的盛行和民众出于猎奇的心理需要，都对唐小说中“侠客”浪漫主义的描写起到了不容忽视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戈春源：《刺客史》，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l页
[2]陈克标：《游侠与刺客之辨》，黑龙江史志。2009年第7期，第33—34页
[3]郑振铎：《郑振铎文集》第二卷《论武侠小说》四川文艺出版社1990年4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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