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导读:：作为“一代之文学”的唐诗在中国文学史上有极高的地位，有唐一代的悼亡诗也蔚为大观。而纵观唐代悼亡诗，其外部特征有二：其一是多集中于中晚唐，其二是多为居丧期间所作。这都与当时的政治背景、诗风、诗体自身发展规律及社会风气密切相关。
论文关键词：唐代，悼亡诗，外部特征，中晚唐
悼亡诗作为一种诗歌题材，溯其源流最早可见于《诗经·邶风·绿衣》和《诗经·唐风·葛生》。悼亡诗自晋代潘岳《悼亡三首》开始，成为悼念亡妻的专称。历来探讨悼亡诗作的人不少，但多倾向于探讨诗作的内容和艺术特色，很少有人从其外部特征入手。
本文仅就有唐一代初、盛、中、晚四个分期中悼亡诗的分布，赋诗时间与当时诗风及社会风貌关系作一探讨。
作为“一代之文学”的唐诗在中国文学史上有极高的地位中晚唐，有唐一代的悼亡诗也蔚为大观，悼亡诗的数量大大增多，名作纷呈，如杜审言、李白、韦应物、孟郊、元稹、李商隐、赵嘏等都或多或少有悼亡诗名作。纵观唐代悼亡诗，有两个显著特征：
其一：就悼亡诗数量分布而言，唐代悼亡诗多集中于中晚唐②。笔者翻检《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版），初盛唐诗作中悼亡诗寥寥无几，而且很少为人注意论文开题报告。大致而言，初盛唐时期，有杜审言《悼亡》一首（《全唐诗》卷六二）、李白《奔亡道中五首》（《全唐诗》卷一百八十一）等，且文学史上多不提及。而于中晚唐时期，诸家悼亡之作很多中晚唐，其间亦不乏悼亡名作。如韦应物《伤逝》、《往富平伤怀》、《出还》、《冬夜》、《送终》、《除日》、《月夜》、《过昭国里故第》、《感梦》、《秋夜》等二十六首（《全唐诗》卷一九一至一九三），戴叔伦《妻亡后别妻弟》、《少女生日感怀》等二首（《全唐诗》卷二七四），孟郊《悼亡》一首（《全唐诗》卷三八一），元稹《夜闲》、《遣悲怀》、《感梦》、《梦成之》、《妻满月日相唁》等三十五首（《全唐诗》卷四Ο四），李商隐《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属疾》、《七月二十九日崇让宅宴作》、《房中曲》、《正月崇让宅》等八首（《全唐诗》卷五四Ο、五四一），赵嘏《悼亡》二首（《全唐诗》卷五五○）等等，不胜枚举。由此可见，中晚唐悼亡诗数量大大超过初盛唐。
纵观唐代文学史，初唐诗歌题材扩大，诗人群体增多，开一代诗风之先河。诗至盛唐达到鼎盛的高峰，在唐诗的四个阶段中中晚唐，成就最为辉煌。许多千百年来广为传诵、脍炙人口的诗篇便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同时，还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的诗人。时人论之“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殷璠《 河岳英灵集· 论》)“盛唐之音”、“盛唐气象”为后世仰观而又无法企及，但作为一种题材的悼亡诗却 数量不多且多为人忽略。然而，中唐大历、贞元年间相对为唐诗的低潮期，晚唐则为唐诗的衰落期，而正是在这样的衰颓期，悼亡诗却大获发展。如：
“昔日戏言身后事中晚唐，今朝皆到眼前来。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开。
尚想旧情怜婢奴，也曾因梦送钱财论文开题报告。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
（元稹《遣悲怀》其二）
此诗作者从回忆往事、感怀旧物入笔，极尽对亡妻刻骨铭心的思念，使夫妻间相濡以沫之情溢于言表，使人读来，凄然之情油然而生。
“蔷薇泣幽素，翠带花钱小。娇郎痴若云，抱日西帘晓。
枕是龙宫石，割得秋波色。玉簟失柔肤，但见蒙罗碧。
忆得前年春中晚唐，未语含悲辛。归来已不见，锦瑟长于人。
今日涧底松，明日山头蘖。愁到天地翻，相看不相识。”
（李商隐《房中曲》）
本诗作者从往昔和未来两处着笔，用幽艳的语言写深切的悲伤，笔调纤弱，感情深厚诚挚，将满怀凄绝藏于平淡的描写中。
上面只是略举两例，由此可见中晚唐悼亡诗的艺术水平。无论是诗歌的表现手法还是思想内容、意境创造都达到了历代悼亡诗的最高水平。
其二：就赋诗时间而言，唐代悼亡诗多不避礼法，甚而有些为居丧期间所写。这是唐代悼亡诗一个较为显著的特征论文开题报告。《荀子·礼论》：“礼者，谨于治生死者也。生中晚唐，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终始俱善，人道毕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终。终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礼之文也。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无知也，是奸人之道而倍叛之心也。……”由是可观，古仁人君子要“敬始而慎终”，对于丧礼尤为看重。而《仪礼·士丧礼》要求居丧期间“哭昼夜无时，非丧事不言。”[1](卷十二) 《仪礼·丧服》所记，妻子殁后，丈夫当服丧一年中晚唐，其间不得举乐，除服才能恢复正常生活。陈寅恪也曾谈及：吾国文学自来以礼法顾忌之故，不敢多言男女间关系，而于正式男女关系如夫妇者，尤少涉及。盖闺房燕昵之情意，家庭米盐之琐屑，大抵不列载于篇章，惟以笼统之词，概括言之而已。[2]（P99）钱钟书也考明“历世以居丧赋诗为不韪”[3]（第一一九节） 在儒家思想占正统的年代，世人多遵循“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儒家教条。况且，古人对于悼亡祭亲主要是看其哀毁伤身的实际行动中晚唐，而非其动情言辞。若反复咏叹反有华而不实的矫情之嫌。古代礼制要求人们居丧期间“非丧事不言”，居丧赋诗是为不韪论文开题报告。清人何义门批点《文选》，对于潘岳《悼亡诗》极力证明其作于“终制”“释服”以后，“古人未有有丧而赋诗者”。[4]（卷四十六）苏轼的悼亡名作也是在十年后才吟诵而出“十年生死两茫茫”（《江城子·记梦》）。而在唐代，悼亡诗多作于奔亡或居丧期间，如：李白《奔亡道中五首》，韦应物自《伤逝》至《同德精舍旧居伤怀》十九首“尽伤怀时所作”，元稹的《妻满月日相唁》等悼亡之作也多为居丧期间所作。究其原因，在于当时封建礼法相对松弛。陈寅恪也曾有论及“此种社会阶级重词赋而不重经学，尚才华而不尚礼法，以故唐代进士科为浮薄放荡之徒所聚……夫进士词科之放佚姿肆，不守礼法中晚唐，固与社会阶级有关，然其任诞纵性，毫无顾忌。”[2]（P86）正是这样的社会风气，使得当时的伦理道德标准不一，人们对于儒家的封建礼法并不太在意。于是，居丧赋诗也未受到指摘和谴责，进而合“礼”合“法”化。
以上两点仅从唐代悼亡诗的外部特征入手，就其数量分布、赋诗时间作一探讨。疏浅之处，希方家指正。
[参考文献]
[1]（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仪礼注疏.[M]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点石斋石印本
[2]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M] 上海：中华书局1959.
[3]钱钟书.管锥编.[M] 北京：三联书店2001.
[4]（清）何绰义门读书记[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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