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观鲁迅的七篇文章，我们可以总结鲁迅的论争观：一、一、支持曹聚仁认为曹丕所指的“文人相轻”“仅限于制作的范围内”，“一切别的攻击形体，籍贯，诬赖，造谣”等，即人身攻击，都不在内。“倘把这些都作为曹丕所说的‘文人相轻’，是混淆黑白，真理虽然大哭，倒增加了文坛的黑暗的。”即人身攻击并不能算作正常的文坛论争，人身攻击只能混淆是非、黑白，增加文坛的黑暗；也认同“文人相轻”是正常的文坛论争。二、反对“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论争观。而且持此种论争观的人，亦“只可暂时口说，难以永远实行”，说这话的庄子就在《天下篇》里，历举了别人的缺失，以他的“无是非”轻了一切“有所是非”的言行。三、文坛论争可批评亦可赞扬，“凡批评家的对于文人，或文人们的互相评论，各各‘指其所短，扬其所长’固可，即‘掩其所短，称其所长’亦无不可。”但赞扬的一定要是可赞扬的，而且要有明确的是非、热烈的好恶论文网站大全。“然而那一面一定得有‘所长’，这一面一定得有明确的是非，有热烈的好恶。”四、在论争中，一定不能害怕“文人相轻”的“恶名”，而对不好的现象不敢批评。“假使被今年新出的‘文人相轻’这一个模模胡胡的恶名所吓昏，对于冲风流的富儿，装古雅的恶少，销淫书的瘪三鲁迅，无不‘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一律拱手低眉，不敢说或不屑说，那么，这是怎样的批评家或文人呢？——他先就非被‘轻’不可的！”五、在论争中，对于是非，不能用“取其大，略其细”的方法。“天下何尝有黑暗，据物理学说，地球上的无论如何的黑暗中，不是总有X分之一的光的吗？看起书来，据理就该看见X分之一的字的，——我们不能论明暗。”六、在论争中，不能为了“交道”而泯灭是非。七、在论争中，不能明明是“局面中人”而假充“局外人”，遮遮掩掩。八、在论争中，批评一个人，得到结论，加以简括的名称，必须切贴。这就需要“明确的判断力和表现的才能”。“创作难，就是给人起一个称号或诨名也不易。假使有谁能起颠扑不破的诨名的罢，那么，他如作评论，一定也是严肃正确的批评家，倘弄创作，一定也是深刻博大的作者。所以，连称号或诨名起得不得法，也还是因为这班‘朋友’的不‘文’。” 九、在论争中，不能“卖”，如“卖老”、“卖富”、“卖穷”、“卖病”、“卖孝”、“卖俏”，这些都是与文章的价值并无必然联系的。十、在论争中，不能采取“各大五十大板”的含糊态度，“纵使名之曰‘私骂’，但大约决不会件件都是一面等于二加二，一面等于一加三，在‘私’之中，有的较近于‘公’，在‘骂’之中，有点较合于‘理’的，居然来加评论的人，就该放弃了‘看热闹的情趣’，加以分析，明白的说出你究以为那一面较‘是’，那一面较‘非’来。十一、在恶劣的时代，文人要敢于论争，才能作好文章。“至于文人，则不但要以热烈的憎，向‘异己’者进攻，还得以热烈的恨，向‘死的说教者’抗战。在现在这‘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
鲁迅一生注重知识分子批判，一生处于与文坛各种人物和观点的论争之中，他注重“文人相轻”这一场关于“论争”本身的论争是必然的。因为他把知识分子看做民族劣根性的改造者和新文化的启蒙者，而因袭了“文人相轻”陋习的知识者是无法承当此等重任的。对于知识分子，鲁迅首先看重的不是知识鲁迅，而是改造社会的热情和参与斗争的勇气。他认为知识者应该从事启蒙工作，把自由、民主和科学的理念传于社会，挑战强权，反对专制，教育民众，以改造落后的国民劣根性，使民魂得以发扬，为完成这一艰巨任务，知识分子又必须先使自己在社会运动中受到教育，批判和改造，从而在保持人格尊严，思想独立和灵魂自由的前提下又能保持知识界自身的团结，正如他在《门外文谈》里所说的：“由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但这些智识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又毅力。他也用权，却不是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喽罗。”[[2]]在鲁迅眼中，真正的知识者应该是既能保持思想的独立和人格的尊严，对于社会问题敢于论争和争辩，同时又能尊重其他知识者的人格和个性。换言之，也就是要求知识分子既要对问题敢于相争，勇于相争，而又能保持知识者之间的相亲、相重而不相轻。显然，基于“文人相轻”所造成的知识分子之间的是是非非，是与鲁迅所提倡的知识分子“相争而不相轻”的理念是格格不入的。[[3]]
但对于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则显然不然。沈从文的论争观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代表京派的论争观。这是因为，1930年代的文坛亦确实存在着一些无原则缠斗的现象，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文学论争也并一定总能保守在单纯的辩难说理的范围内，而是常常可能会夹杂着一些个人意气之争，乃至流于谩骂和人身攻击。因此，论争的面目，并一定都是清晰的、一目了然的。而且京派一向提倡文学要靠作品说话，要以“乡下人”的态度老老实实地创作，因而像沈从文这样的京派对一些论争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也是必然的。我们知道，30年代的京派，从《骆驼草》开始，就有意回避各种性质和形式的文坛论争。《学文》干脆不发表评论文章，只发表作品与研究论文（包括少量的翻译）。1937年，朱光潜主编《文学杂志》时，创刊号就明确宣布，不事带有门派观念的意气之争。“不事论争”可以说是京派的风格，这反映了京派重视“实绩”的思想论文网站大全。京派对当时左翼文学界创作成绩不显著，反倒批评一切，有点“左”得不可一世，颇为反感。早在1930年，俞平伯在回答左翼的批评时就说，“理论固然要讲，也请拿点作品出来看看”[[4]]。即是针对左翼文学创作实绩贫薄的反唇相讥。1936年10月25日鲁迅，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发表《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批评当时文学创作中的“差不多”现象：作家跟着某种口号、“政策”后面“奔跑”，“来不及制作什么有永久性的作品”，从而导致作品歉收。这篇文章引起左翼批评界的一致批评，演成一场声势浩大的论战。朱光潜支持沈从文的观点，他讽刺地说，对沈从文的批评“所能提出的最有力的反证不是空言而是作品”[[5]]。再者，30年代的京派在面对文坛上的论争时，也颇有不忘历史教训的意味。20年代中期的《语丝》和《现代评论》的论争，于此稍后新月派和左翼文学界的论争，对于30年代的京派来说，仿佛是不可重犯的一个教训。朱光潜在40年代以放佛局外人的口气论说那场关于京派与海派的论争：“京派海派，左派右派，彼此相持不下；我冷眼看得清楚，每派人都站在一个‘圈子’里，那圈子就是他们的‘天下’。”[[6]]原因显然与20年代“革命文学”以降的左翼批评界锋芒毕露，对文学上的其他流派、集团的批评颇有阵势有关系。用卞之琳的一句话说，“当时确也未免过分专横的‘左’得不可一世的宗派主义定于一尊的文艺批评界”[[7]]，确实让京派的谦谦君子们有所畏惧。而叶公超直到晚年在回忆《新月》时，仍对《新月》不堪左翼批评之一击的历史事实记忆犹新。[[8]]事实上，整个30年代，京派中也只有沈从文一再忍不住发表针对性十分明确的措辞激烈的批评文章。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30年代京派的这种态度，多少也有点仿佛不值一论，不屑与对方争高低论是非的学者的傲慢与自尊。[[9]]
然而无论如何，这场论争不但使我们重新认识和审思了“文人相轻”这一古老的现象，而且使我们看到了文坛为什么需要论争，以及思考，文坛应该如何进行一种正常的论争。这对我们今天这个仍然是充满各种论争并且往往论争进展得并不尽如人意的文坛，仍有着深深的启迪。这一场关于“论争”的论争，一场关于“论争”这一行为本身的论争。一场“论争观”大碰撞的论争。
参考文献:
[1]刘炎生.中国现代文学论争史.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385
[2]鲁迅.门外文谈.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566
[3]高玉国、刘印房.鲁迅摒弃“文人相轻”思想探微.山东社会科学，2007，（8）：97
[4]俞平伯.又是没落.骆驼草.1930，（7）
[5]朱光潜.编辑后记.文学杂志，1937，1（4）
[6]朱光潜.文学的趣味.朱光潜全集(第四卷).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1988.175
[7]卞之琳.追忆邵洵美和一场文学小论争.新文学史料，1989，（3）：65
[8]叶公超.关于《新月》.（台湾）联合报，1980-8-6
[9]高恒文.京派文人：学院派的风采.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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