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导读:：在媒体与市场的双重合力下，一跃成为荧屏新宠的电视相亲，在屡创收视佳绩的背后，却暗藏危机，关于节目形式雷同、炒作成风、价值混淆、观众审美疲劳等批评接踵而来，如何才能使电视相亲在取得经济效益的同时，坚固文化价值，走上一条良性发展的轨道，本文试图从节目成功运作、社会效应、媒体反思等方面对电视相亲进行剖析与反思。
论文关键词：电视相亲，成功运作，电视文化，道德反思，应对措施
正文：2010年上半年，克隆于西方的电视相亲，以收视率全线飘红的强势姿态席卷中国荧屏，地方卫视最高时段4.0的收视率，似乎预示着中国电视“后相亲时代”的到来。相较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电视红娘》的“含蓄内敛”、九十年代《玫瑰有约》的“放而不露”，以江苏卫视《非诚勿扰》、湖南卫视《我们约会吧》、浙江卫视《为爱向前冲》等为主的电视相亲，借助娱乐化的表现形式，平民化的言论视角，富有争议性的婚恋观及价值取向，短时间内获得了经济利益与社会反应的双赢。然而，本应以服务性为主的电视相亲，在趋向娱乐最大化的同时，却变得浮躁凌厉，关于节目“弄虚作假、低俗炒作、混淆是非、审美疲劳”等质疑之声接踵而至，如此巨大的反差，不禁使人发问，究竟是何因素成就了电视相亲的火爆荧屏？又是什么原因致使此类节目屡遭诟病？作为一个时代的电视现象，究竟应该如何应对，才能还电视荧屏以最初的感动。
一、电视相亲：社会土壤催生的娱乐之花
中国电视，在告别单一走向多元化的今天，承载的功能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主流意识形态的传声筒。纵观中国电视的分布格局，其各自为战的划分模式早已形成。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收视率的比拼，正逐步成为衡量节目优劣与经济效益成败的标尺。电视相亲，作为一档为“未婚男女搭建婚恋交流平台”的服务类电视节目，在地方媒体制度相对宽松的环境下，被赋予了更加自由的开放尺度，配合以大众文化为特征的消费时代的到来，已经成为地方媒体与中央媒体争夺收视率的杀手锏。面对主流政治文化的强势地位渐趋消退，精英文化的逐渐边缘化，随之而起的大众文化，带动了以娱乐为主的电视节目的兴起。当人们的政治热情与宏大理想被轻松愉快的文化体验和诉求所淹没时，作为大众媒介的电视，把更时尚、更新颖、更具眼球冲击力的娱乐元素融进传统相亲，在满足未婚男女交友需要的同时，似乎也更迎合了作为消费主体的大众休闲娱乐等精神活动的需要，于是，在节目定位、嘉宾选择、时尚包装等方面的共同运作下，以江苏卫视《非诚勿扰》为代表的电视相亲应运而生。
1、女性为中心的话语权定位：
根据《2009中国婚恋状况调查报告》显示，我国未婚男女比例为3：7，近四层的未婚女性被终身大事所困扰。由此可见，女性已经成为婚恋比重中相对敏感、相对迫切的一类人群。加之，女性天性使然道德反思，在节目的选择上更加倾向于以情感为主的电视节目，而这恰好为电视相亲提供了先期的收视保障。相对于男权为中心的社会大环境，江苏卫视打造的《非诚勿扰》，基本承袭英国相亲节目《带我走吧》（《Take Me Out》）的嘉宾设置，把24位女嘉宾定位为话语权利的中心，一扫男女比例均衡的传统模式，力求打破了男权社会对于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主导，于是，占少数的男性成为节目现场被挑选、被评论的对象，仅从主导权的转向来看，节目已经具备了不小的话题性。此外，节目中的男女嘉宾，均来自社会大众群体，平民化为主导的呈现视角，使观众在观看之余，如身临现场般，嘉宾变成了场下观众甚至电视机前“你我他”的代言人，由此产生的认同感，大大地拉近了节目与观众的距离。
2、为爱情披上娱乐的外衣
电视是一个拥有巨大包容性的文化空间，任何一种文化都可以在这里得到自由、平等的展示。爱情，在大众文化盛行的时下，早已不单单局限于情感层面，而是更多地向文化层面靠拢，变得更加丰富，更加多元。纯粹的情感元素已经远远不能满足观众日益增长的审美需要，可以说，代表着青春、浪漫的爱情，正在从私人性领域逐步向大众性的场景中过度。随着改革开放在社会各个阶层渗透程度的日益深入，中国的电视观众，在摆脱传统拘泥的束缚后，乐于感受一种更加开放的自由尺度。娱乐节目由于其形式自由，对意识形态的要求相对宽松，并能同时兼具审美性、娱乐性、观赏性、趣味性等特点，首当其冲地成为以爱情为主电视相亲首选的表现形式。从电视相亲的三次跨越来看，八十年代的《电视红娘》，节目仍旧以情感服务为主，淳朴真实，不加修饰的原生态正是节目成功的所在。相较于八十年代观众的保守心态，九十年代的经济快速发展，无疑给电视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以往中规中矩的电视相亲已经很难满足观众的喜好，于是，如何能让节目常新常变，持久保持新鲜感，在相亲之余，也擦出些别样的火花变成了第二轮相亲潮的策划之重。为此，九十年代的《玫瑰有约》就首次引入娱乐化的方式，试图给未婚男女提供一个表现自我，寻找缘分的机会。进入二十一世纪，网络、速食渐渐地削弱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相知的过程，传统的婚恋观屡遭冲击，“闪婚”、“闪恋”等词，已经不再是新新人类的代名词，相反，却是被更多的大众所习以为常，从女性对于男性的划分来看，“钻石王老五”、“经济适用男”、“食草男”种种类型的详细区分，无疑不透露出经济基础始终左右着人们的婚恋观，以《非诚勿扰》为首的电视相亲之所以受到年轻人的追捧，正是因为它把那些具有社会争议性的爱情观，道德观赤裸裸地摆在公众面前，任由评论，任由争议，借助娱乐的形式，大大地削弱了矛盾激化的程度，使那些非主流的价值观也能够通过一个正规的渠道进入大众视野，成为时下社会争议的一个释放窗口
3、另类言论成为最大卖点
为了满足娱乐最大化，如今的电视相亲，清一色地主打时尚牌，无论是嘉宾的容貌、年龄、职业，还是内在性格、爱好等等，仔细揣摩都好像是一个集体的狂欢派对。节目现场不再是一言堂，更像是一个五方杂聚的大茶馆，顺理成章地“把所谓的权威精英暴露在前台，受众可以与他们进行可视可感、比较直观的交流，减弱了距离感和神秘性，让观众更真实地意识到权威也是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①无论是精英，还是平民，皆可以成为电视相亲的座上客，多元的人生观、价值观在此相互碰撞，在尚未完全约束的条件下，自然成为社会上一些人凸显自我存在，张扬个性心理的斗秀场。如“话题明星”马诺的那句：“我宁愿在宝马里哭泣，也不愿坐在单车后面笑。”真可谓“语不惊人人死不休。”如此颠覆传统的价值观，在使嘉宾走红的同时，也引发了广大观众对于消费时代婚恋观的重新思考。天涯论坛、猫扑、百度等论坛的热议道德反思，从一个侧面也暴露出时下都市男女在压抑的社会环境下对于爱情的渴望和对于婚姻的迷茫。以另类言论走捷径成功上位的马诺为例，其被“相中”最终成功牵手的那一场，根据央视索福瑞对34个大中城市的收视调查显示，当期的《非诚勿扰》收视率竟然达到3.76% 一跃成为同一时段电视节目的佼佼者。另类言论不仅仅是缩短了嘉宾成名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它带动了收视率、广告收益的节节看涨，节目品牌的效应，使商家趋之若鹜，带动的一个电视节目背后所隐藏的更大经济链条。
无论是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浙江卫视的《为爱向前冲》，还是湖南卫视的《我们约会吧》在播出之后均引起了不小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应，但是，随着节目形式一沉不变、摘要问题进行剖析与提出应对措施。
二、节目存在的弊端探析
1、媒介联合，推波助澜。如今的电视相亲已经不再是单枪匹马独闯江湖的时代，借助互联网的炒作，已经成为节目火爆、嘉宾成名的必备因素。电视相亲节目的火爆，带动了嘉宾的成名，而网络媒介的人肉搜索则把观众对嘉宾身份的质疑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中国学术期刊网。关于节目审核过程中是否对嘉宾真实身份进行调查成为网络争议的焦点，通过网络媒介，频频爆出嘉宾恶俗炒作、身份造假、私人丑闻迭出，引发了关于婚姻观和拜金观的激烈讨论。那些曾被冠以“敢说真话”的嘉宾，身份难经考查，其言论的真实性更是无从谈起，以马诺为例，从人民日报记者对其经纪人张硕的采访中所说：“红人不能缺少话题，说白了，我们与媒体之间也是互相利用。”②
2、嘉宾的一夜成名，带来的是自身经济效益与电视台的双赢。为争夺收视率，各地方电视台在缺乏细致策划与创新的境遇下，竞相模仿，片面迎合受众的低级趣味和消极心理，“相亲”演变成了“逗秀”，从而造成节目文化品位低下，缺乏人文思考，让低级趣味成为流行。种种出位的言论，不断地挑战着公众的情绪，电视媒体所应该坚守的道德底线被一次次逾越。那些偏离主流价值的言论、崇尚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价值观，在电视媒体的庇佑下，改头换面顺利地披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并通过公共电视台的资源共享，被广泛地传播与放大，成为了一种价值共识，物欲化所造成的负面效应对青少年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3、观众在新鲜感退却时候，审美疲劳随着产生，这一系列反映，电视相亲的同质化现象必然难辞其咎。节目缺乏创新，给观众造成审美疲劳，也必将导致此类节目的终结，其他电视节目为更大地瓜分剩余收视率，一味地放宽节目尺度，导演了一出出为电视相亲中的“明星嘉宾”进行辟谣的道歉大会。当马诺的那句成名言论屡遭批评后，另一些电视媒体却乐于为其“漂白”，在马诺受邀上的《周日我最大》、《越跳越开心》等节目中，主持人煽情的言论，马诺声泪俱下诉说辛酸成名史，使整场节目看上去更像是一个表演性质的辟谣大会，再一次带动嘉宾的曝光度，也为当期节目创下了可观的收视率。
1/2 1 2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