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阿尔都塞创立这一理论的方式是很成问题的，“如何确保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的问题是一个离奇的问题，保留了“经济”是第一位的思想。
阿尔都塞认为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功能由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来承载，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主要借助意识形态运行，意识形态的运行方式就是再生产生产关系。他还认为，意识形态不是经济关系的表现，不能用经济决定论来理解意识形态。在他看来，意识形态是对于社会关系的自觉意识的表达，是由制度和社会实践所决定的。
在赫斯特看来，阿尔都塞设置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目的在于保卫和守护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因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功能，所以它们是国家机器，并通过执行统治阶级意识形态这一职责统一为国家机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统一外在于自身，内在于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统一。也就是说，这种统一外在于自身，内在于作为一个阶级的阶级统一。阿尔都塞陷入了传统的再现问题。统治阶级的统一根源于其经济地位以及从经济地位中获得的利益，统治阶级在政治立场上占据支配地位。这就使得以下观点成为必然，即作为社会力量的阶级，借助政治个案和意识形态个案，独立于他们的再现而存在。经济层面上的存在决定了他们政治个案和意识形态个案的形式。”[5]显而易见，阿尔都塞试图避开经济决定主义，却仍旧保留了经济结构的最终决定论，经济结构被视为是有一种有“需求”的自动存在的个案，意识形态个案最终由经济因素决定，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功能最终由经济决定，称为实现由经济结构设定的功能任务的机构。因此，赫斯特认为，阿尔都塞按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模式确立起来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是成问题的。
（2）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把意识形态领域归结为一个虚假的统一。
阿尔都塞主张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功能主要是通过维持再生产生产关系的条件来维护现存的社会关系。尽管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呈现出显而易见的、必要的多样性，但是通过再生产生产关系这一功能以及作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代表这一事实，它们统合在一起了。在他的理解中，意识形态是由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统合而成的一种制度体系，这些制度把主体汇集起来并调节主体，使其接受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服从统治阶级维护的统治秩序。意识形态社会关系被归结为一种单一的形式，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也因此而整合为一个统一体。
在赫斯特看来，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概念存在着功能上的问题，而且也存在着误解。原因在于，意识形态社会关系并不能归结为一种单一的形式，因为社会关系是复杂多样的，具有非同质性。他强调指出，“一个人必须认真考虑这些关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正如，在政治实践中，一个人必须关注那些从资本主义和反资本主义角度而言并不能达成一致的斗争。”[6]因此也就没有等价物来统一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念。意识形态的一般理论有存在的特殊的理论条件。所以，阿尔都塞所说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作为国家机器，同时还形成一个统一体，这个统一体限定在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之内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作为“意识形态个案”的组成部分，且服务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一领域也就因此分崩离析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不能按照再生产生产关系的功能统一起来。在赫斯特那里，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也就决定了意识形态只有在更为广泛的基础才能予以重构。
（3）阿尔都塞对“怎样才能确保生产关系的再生产”问题的回答存在缺陷。
阿尔都塞主张，再生产生产关系只能被转化为一个功能命令，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被委任执行这种功能。他区分抽象与具体，认为执行再生产功能的机制依赖于其具体条件的实现，这些具体条件主要指涉阶级斗争。他“把‘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的问题解析为行为主体的分配，这些行为主体被适当地装备成赞同社会劳动分工‘职位’的‘支撑物’，因此这些‘职位’由适合它们的主体性提供。”[7]也就是说，生产关系等同于行为主体在社会劳动分工中“职位”的分配。用马克思的话来说，生产关系就是行为主体占有的社会地位的化身。这样，“怎样才能确保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的问题也就等同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存在如何可能”的问题。阿尔都塞所创造的功能主义的问题需要普遍的或一般的答案，他通过退避到无条理的、“具体”条件的臆想中才能克服这个问题。赫斯特从以下两个方面对阿尔都塞“怎样才能确保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这一问题的回答做出了评析：
第一，阿尔都塞试图区分抽象和具体是不可能的。他提出的功能性机制取决于一个必然的话语问题，即“再生产生产关系”。严格意义上讲，它仅仅作为提出问题的功能主义模式的结果而存在。借助“具体”条件，阿尔都塞提及这种机制的阻碍，试图抵消这种机制（功能主义）的理论后果。事实上，这是借助非话语方式来修正其中存在的问题。然而，阿尔都塞将这些“具体”条件和一般机制仅仅只是放在了一起，没有尝试从理论上将它们联系起来。实际上，从理论上把它们联系起来是不可能的。因为假若他所说的机制是“抽象”的，那么则没有任何后果能被抵消，假如这种机制不是“抽象”的，那么就必须以同样的方式作为阶级斗争来分析。赫斯特认为，阿尔都塞的问题根源于这种认知，即理论不能具体说明被指定职责的政府机构实际上确实履行了职责（极端功能主义者或者结构主义者不需要“具体”这个自相矛盾的概念）。
第二，阿尔都塞对“怎样才能确保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这一问题的回答主要存在着三个方面的错误[8]：（1）把生产关系等同于功能，这些功能分配给社会劳动分工中的经济行为主体；（2）混淆了社会劳动分工中的职位与职业结构的划分；（3）把经济行为主体等同于人类主体。赫斯特相应地从三个方面反驳阿尔都塞的观点。论文参考网。在他看来，首先，生产关系不仅包括行为主体，还包括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类型。其次，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的分工类型与生产关系并非是一致的，阶级与劳动力划分为功能群体并非一回事。劳动的分工取决于经济上的决定性因素以及其它（阿尔都塞称之为“意识形态的”）决定性因素，这些决定性因素不能被简化为生产关系本身。社会劳动分工与劳动力的结构并非一码事。不可否认的是，很多劳动力的分工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教育系统再生产的，这在社会主义国家也存在着，但是这些分工并不等同于生产关系，也不能认为这些分工对于生产关系的发展是微不足道的。劳动力分工的来源如专门化、训练形式、管理类型等决定性因素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并非是确信无疑的，它们也是需要马克思主义者仔细审视的问题。然而，阿尔都塞却没有提出或者回答这些问题。再次，并非所有的经济行为主体就是人类主体，如资本并不必然涉及那些把生产资料作为私有财产的资本家。在大规模的社会范围内，匿名的财产联合实体就可能是资本这一经济行为主体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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