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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商行改革实践与深化研究_理论

时间:2011-07-10  作者:秩名

论文导读::虽然城商行改革取得一些成绩。城商行改革理论综述与政策回顾。城商行改革实践。但仍需在市场定位、经营管理等多方面作进一步深化。
论文关键词:城商行改革,理论,实践,深化

 

近年来,我国城商行在金融管理部门的政策引领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坚持改革发展并重,成为我国金融领域不可或缺的一员,为助推国民经济发展、扶持中(微)小企业成长壮大等,作出了重要贡献。虽然城商行改革取得一些成绩,但仍需在市场定位、经营管理等多方面作进一步深化,才能更好地实现可持续发展。

一、城商行改革理论综述与政策回顾

(一)城商行改革理论综述

1.城商行跨区域经营理论

(1)区域定位。赖小民(2002)提出“市场化一股权多元化一区域化一资本化一国际化”五步发展轨迹,指出城商行应以市场运作为核心,以资本为纽带,实施跨区域发展的国际化战略。姚建军(2008)提出城商行可通过四步跨越,即跨县、跨市、跨省、跨全国的路径实现跨区城经营。彭建刚等(2003)认为城商行应定位为区域经济发展极的金融支柱,发展方向是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作者指出,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中,城商行必须走出“发展极”,结盟或合并组建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曹凤岐等(2006)提出城商行经营区域应定位于“当地化经营为主,探索区域化经营”。资产规模小但质量高、盈利能力强的城商行可采用当地化经营定位,发展为“小、精、特、专”模式的地方性商业银行。而规模大、实力强的城商行,可以有条件地探索区域化经营定位。

(2)跨区域经营模式。乔海曙(2002)指出城商行应通过市场手段实施联合重组理论,可采取吸收合并或新设合并,并进行机构拓展、机制转变,以及产权调整等。薛峰认为城商行的联盟或重组对象不应仅局限于城商行,还可扩展到其他类型银行。邓晓霞(2005)认为实力较强的城商行,应在市辖县(市)跨区设立分支机构,逐步实现跨区域发展;不同地区的城商行应通过业务合作,积极探索资本联合途径,实现跨区域联合发展。邵赤平等(2007)也认为城商行在县域市场具有比较优势,符合其市场定位,保持“一县一支行”的模式论文开题报告范例。韩文亮等(2006)认为城商行的跨区经营模式应因地制宜。丁宁等(2007)认为近期我国城商行应抓住市场机遇,参考美国社区银行发展模式,迎接未来挑战。

2.城商行产权制度变革理论

国内银行制度研究学者认为,保证小型银行制度安排的高效率,一种人格化、多元化的银行产权制度是不可或缺的,民营化是完善小型银行产权制度的惟一途径,城商行的民营化产权制度变革可以像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抓大放小”一样进行所有制改革。国内在小型商业银行民营化改造路径的选择顺序上存在“增量改革优先”和“存量改革优先”两种不同观点。

(1)“增量改革优先”论。持此观点的人认为,只有通过金融市场的公平竞争才能培养、识别和挑选金融人才,而这需要改变过去选拔干部的程序,这是现有机制下很难做到的。从头组建新的民营银行,则没有不合理的制度约束和既得利益集团的钳制,也比较容易通过市场来选择经理人员。此外,由于城商行和农信社都背负不良贷款的历史包袱,改造城商行和农信社的风险,要比组建民营银行大得多。

(2)“存量改革优先”论。持此观点的人认为,就我国银行业改革而言,保持金融稳定“永远是改革和发展的边界”。虽然现有城商行和农信社问题成堆,改革难度极大,但与其迂回逃避,另起炉灶,倒不如直面挑战,创新制度,下决心解决问题,以避免风险爆发时付出更大,甚至是难以估计的逃避代价。

(二)城商行改革政策回顾

城商行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基本上都由原来各地市的城市信用社改制而成。国家对城商行的相关政策和定位,大致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沿用旧政策。银监会成立前,国务院和人民银行对城商行的定位,沿袭原城市信用合作社的做法,即其主要服务中小企业、个体户、城市居民;经营不得跨区(城市)理论,这样导致其贷款风险集聚(最大的贷款户――中小企业及居民),加上改制时有些城商行由地方政府入股,政府对其经营过分参与,使得城商行的经营及治理更为艰难。

第二阶段:允许重组和跨区经营。银监会成立后,提出城商行重组和改造的基本思路和原则:选择当地经营状况相对较好、管理控制能力相对较强、规模相对较大的城商行,由股东各方通过注资和资产置换,消化处理大部分历史上形成的非正常经营负担,然后主要通过吸收民间资本和境外战略投资者对城商行进行充分改造,允许其在具备相当业绩和管理能力的情况下,在适当范围内扩大发展空间,鼓励根据自愿和市场原则与其他城商行实施兼并重组。允许城商行通过设立异地分支机构实现跨区域经营的同时,更为“支持和鼓励”通过兼并、收购、控股那些资产质量较差、规模较小的城商行实现跨区域经营。

第三阶段:放宽分支机构设立限制。2009年5月12日银监会下发《关于中小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市场准入政策的调整意见(试行) 》,放宽和简化机构设立手续。主要内容包括:一是符合条件的中小商业银行在相关地域范围下设分支机构,不再受数量指标控制;二是进一步简化审批程序,将省内分支机构审批权限下放给各省银监局;三是为防止盲目无序扩张, 要求商业银行科学制定机构发展规划;四是鼓励商业银行优先到西部、东北等银行机构较少地区、金融服务相对薄弱地区设立分支机构;五是中小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准入门槛与银行法人机构总体情况相结合;六是不再对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商行设立分行和支行设定统一的营运资金要求,由各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商行根据业务发展和资本管理需要统筹调节和配置。

第四阶段:允许民间资本进入。2010年5月13日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明确禁止准入的行业和领域,要求加大对民间投资的融资支持,加强对民间投资的金融服务。对于允许民间资本兴办金融机构,《意见》规定支持民间资本以入股方式,参与商业银行的增资扩股,参与农信社、城信社的改制工作;同时鼓励民间资本发起或参与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金融机构;鼓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金融中介服务机构,参与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的改组改制;支持民间资本发起设立信用担保公司,完善信用担保公司的风险补偿机制和风险分担机制。

二、城商行改革实践

(一)城商行改革模式和主要做法

1.地方政府扶持型

在相关部门指导下,地方政府为城商行的重组改革提供了大力支持。各地政府采取直接注资入股、收购剥离不良资产、以优质资产置换不良资产、直接注资补亏等形式,处置城商行积累多年的风险。各级地方政府的大力投入,使近30家处于高风险状态的城商行初步摆脱了困难局面。

2.引入战略投资型

为提高城商行治理效率,化解城商行金融风险,采取降低国有股的股权比例,引入优秀的机构投资者的股权多元化措施,成为城商行重组的关键环节。外资金融机构获取城商行股份,一般采取股权转让、增资扩股、转让+回购等方式。部分金融机构还同时持有多家城商行的股权,例如,IFC(国际金融公司)从1999年开始先后入股上海、南京、西安、北京等地城商行论文开题报告范例。民营资本在城商行重组过程中,也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从2003年开始,浙江8家城商行通过增资扩股,使“民营股”超过“政府股”,吸纳民间资本达30亿元。在一些民间资本庞大和民间融资率极高的地区理论,如山西,完全以民营资本控股的城商行也在重组过程中。

3.跨区经营与联合重组型

2004年开始,监管当局认同了跨区经营、联合重组成为区域银行重组的新思路,开始积极支持各地城商行按照自愿和市场原则推进联合重组,充分考虑城商行跨区经营的意愿。例如,2005年成立的徽商银行,还引入战略性投资者中国人寿集团;2007年成立的江苏银行,资产总额在全国城商行中排名第三。

4.城商行IPO型

一些一线城商行在引入海外投资者之后,进入资本市场,在沪港两地上市,以吸引更多海外投资者进场,如北京银行、南京银行、宁波银行等。这些城商行通过资本市场,为发育良好的城商行进一步发展助推加油,用市场化手段解决城商行面临的资本后劲不足等问题。

(二)城商行改革模式利弊分析

地方政府扶持型城商行具有明显的政府、政策的资源优势和政府影响、干预的痕迹,但用于抵补历史亏损的资产是不能进入市场的土地、建筑物等。这容易使商业银行很快摆脱暂时危机,但也增加了地方财政负担,容易受地方政府影响和聚集系统性金融风险,不利于城商行长远发展。

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整体上提高资本充足率,有利于提高城商行的治理效率和经营管理水平,但要求战略投资者处理好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跨区经营与联合重组一般为吸收合并或新设合并,并进行机构拓展、机制转变以及产权调整,有利于城商行灵活机制的发挥,降低贷款行业集中度、客户集中度偏高的风险,但要注意分支行太多的风险以及市场定位问题等。

城商行进入资本市场,能提高资本规模和资本充足率,有利于进一步做大做强,而且上市发行股票是低成本融资方式,但历史遗留原因造成的股东人数超过法律规定上限和资产规模、盈利能力、公司治理、风险管理等方面资质比较差等问题,致使只有少数符合上市要求,而且有些城商行上市动机是炒作获利,不利于可持续发展。

(三)城商行改革取得新成效

通过城商行上述改革实践和自身努力,其风险管控能力明显提高,各项监管和经营指标不断优化。截至2009年末,全国城商行资产规模达5.68万亿元,存款规模达4.65万亿元,贷款规模达2.89万亿元,比2003年末各增加近3倍;对中小企业贷款余额超过1.38万亿元,其中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7155亿元理论,较年初增长42%,针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明显加强;城商行不良贷款率1.30%,比2003年末的12.85%下降11.55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为182.23%;平均资本充足率由2003年末的6.13%,增加到2009年末的12.96%,流动性指标普遍较好,杠杆率处于安全可控范围内,各项监管指标达到历史同期最好水平,整体保持良好稳健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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