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再次，监管信息交流不畅、监管成本高昂也是现在的困境。各州之间多借商业秘密之名拒绝公开监管信息，形成无形的监管信息条块分割；同时，美国庞杂的监管机构也直接造成了高额监管费用的层级累加。
（三）全球为美国对伊战争是金融危机的真正原因
笔者认为，美国对伊战争是金融危机爆发的真正原因。布什政府执政八年期间，发动的对伊战争消耗了大量的财力和物力。理论上说应该给美国的现实生活和经济状况造成不小的影响，但是反观其国内情况却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原因何在？结论就是美国直接操纵了以其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美国通过以其为首的国际货币体系技术性的从其他国家转嫁了战争的花费。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正值美国货币大幅贬值，许多国家便认为美国不能通过美元的贬值将危机和赤字输送想全世界，由全世界为美国承担经济危机。现在的状况是，美国通过其金融霸权让全世界为其对伊战争买单。美国之所以能够得逞，是因为现行的世界金融体系存在深层次的矛盾：美元霸主地位在金融国际化过程中不断巩固并且其逐步迈入金融资本主义，并使其他“伙伴”落入工业资本主义。只有美国显示出自由创建和重组全球性的国际机构的意愿，以适应其金融需求，因为从超级债权人地位变为超级债务人地位使这些需求已经改变。而欧洲和亚洲国家似乎缺少某种为其经济演进而进行制度规划的基因，就像一个跳舞的人跟随着舞伴的领舞一样，简直如同美国的镜像。
三、金融监管视角的对策性分析
（一）监管原则的落实和监管模式的嬗变
1、风险监管原则。监管者对于风险的监管是最基本、最前置性的问题。一方面，需要制定详细的市场准入制度，从源头上强化对风险的管控；另一方面，对于金融衍生产品的品种风险和人为原因风险也应当进行适当地评估和监控。同时，应当配以相应的风险超标处罚措施，以增强风险监管的威慑性和惩戒性。
2、强化信息披露机制。金融监管者有权要求银行或申请人就其金融创新产品进行信息披露。笔者认为，首先这其中应当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明确创新产品的审计评级条件；具体评价级别；相应的上市规则以及上市过程的具体监管信息。最重要的是，披露的信息必须真实可靠，不可出现弄虚作假的状况。同时，需要明确对于信息的真实性进行审核。其次，应当对于评级本身进行具体化，不能够简单的定性为3A或者2A，因为评级本身就涉及到信息披露和风险定位等诸多敏感性问题。所以完善、细化整个评级标准、评级过程，突出金融衍生产品的风险性评价尤为重要。
3、强化金融法的安全流动效益原则。其着眼于资金和其他金融资产利用上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效益性。一方面，要保障金融资产安全，高度重视金融资产安全的事前防御，防范区域性、结构性金融风险和化解金融危机，并维护整个金融业的稳健发展，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金融业脆弱性；另一方面，以保证金融安全为前提，以加快金融资产的周转速度，提高金融资产的使用效率为目标。两方面结合正确处理金融安全和金融效率的关系。只有如此，才能保证整个金融业的健康、有序、合理发展。
4、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我国实行的是一种政府机构监管、投资银行进行谨慎跟从的监管模式。政府机构的监管部门主要是指证监会、银监会、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监管。但是问题在于我们的态度问题:产品可以推出，基本上无限制，并且没有审批原则。笔者以为，这种目前的监管模式于我国并无问题，但是关键问题在于现行监管模式下监管力度不到位。对于产品的推出必须依据前两个基本原则进行严格的控制，不仅是对于信息的披露和产品的评级问题；而且应当需要强调整个的审批过程，从审批的条件、标准到整个审批程序的严格执行和时间限制，都是我们金融法规和相关监管部门必须进行体系化、制度化的对象。在综合考虑立法宗旨、社会整体利益和经济风险三者的前提下，完善、强化现行监管模式的保障性作用。
（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重构
基于国际金融体系的深层矛盾和经济危机的现实状况，郑永年教授认为，美国所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已成为美国从其他国家转移财富的机制，中国不能一味、盲目地帮助美国恢复其经济地位，而应在美国和欧洲之间寻求平衡，这才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中国应该完善现代国家制度、社会保障体系、金融体系，使人民币成为基础货币，最终建立金融多极化世界。笔者认为，使人民币成为世界的基础货币是符合我国利益的，也是我国成为金融多极化世界中拥有重要话语权的良好方式。但是，我们不应当高估自己的实力，或者至少不应当盲目的乐观。我们不应当仅仅从欧洲和美国两个经济体之间做出选择，而是应当基于地缘政治和新兴经济体的角色在即将转变的世界金融体系中占据有力地位。因此，笔者非常认同周小川先生提出的超主权储备货币政策。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应当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超主权储备货币不仅可以克服主权信用货币的内在风险，也可以为调节全球流动性提供可能。由一个全球性机构管理的国际储备货币将使全球流动性的创造和调控成为可能，当一国主权货币不再做为全球贸易的尺度和参照基准时，该国汇率政策对失衡的调节效果会大大增强。这些能极大地降低未来危机发生的风险、增强危机处理的能力。他认为应当由一个值得信任的国际组织将全球的储备资金集中起来进行管理。笔者认为，从近期利益讲，可以很大程度上弱化金融危机对于我国的影响；从长远利益来讲，这是我国获取国际金融话语权的良好机会，在推动此进程中，中国可以作为新兴经济体发挥相当重要的推动作用和领导作用，并进而提高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
战胜金融危机不仅需要我们切实从加强国内金融监管的角度来保障，同时，旧的国际金融体系的打破和新的金融秩序的建立也是必须和可行的。
参考文献：
1、赵静梅：《美国金融监管结构的转型及对我国的启示》，载于《国际金融研究》2007年第12期
2、郑永年 《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秩序的建立以及中国的选择》
3、周小川 《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
4、董安生 演讲《美国金融危机的原因教训与影响》
5、董安生 演讲《金融风暴的法律前瞻》
6、葛敏、席月民：《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统一监管模式选择》，载于《法学杂志》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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