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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荫权在接受香港有线电视访问时说，上任行政长官一年多以来，令他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就是清拆天星码头钟楼事件。天星码头拆卸，政府事前本已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和咨询，仍遭到部分社会市民和环保组织的激烈抗争，令政府不得不反思旧有的咨询制度究竟能否代表民意，反思香港社会运动出现的新变化。香港环保组织的社会行动逐渐演化成一种公益政治的参与过程。这种行动过程的范式，不是市场而是对话，是“商谈政治”或“交往共同体政治”。而这一领域的运行依赖的是各行动主体间自由的、高水平的商议沟通，行动者在这个领域就政治或公共问题各抒己见，并通过政治选择渠道变成“沟通权力”，“沟通权”又通过立法转为“行政权力”。不难看出，在国家权力政治外，环保组织的社会行动在某种程度上催生权利政治和公益政治空间的出现。
结 语
香港环保组织从七十年代发展到今天，参与范围逐渐从社会的边缘推进到公共政策的中心地带，由回避敏感问题到开始关注、参与敏感问题的讨论，正在突破政策和习惯所形成的限制。组织是社会的器官（萨拉蒙），环保组织采取的社会行动引起香港现有的治理规模或治理范围的变化，在与其他行动主体的互动中形成了社会结构的权威关系和信任关系，由此而产生的制度安排的深刻变化，触及社会价值与政治、经济制度的反省与批判，并带来了对现有社会结构的冲击。
[参考文献]
[1] （美）托马斯·雅诺斯基.公民与文明社会一一自由主义政体、传统政体和社会民主政体下的权利与义务分析框架.代写论文 [M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16.
[2] （英）戈登·怀特.公民社会部门.[J].转引自何增科.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257.
[3] （美）詹姆斯·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 [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15.
[4] （美）T·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 [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49.
[5] （美）詹姆斯·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29. “社会最基本的系统是由两种元素组成：第一种元素是行动者，第二种元素是某种事物，行动者控制着这些事物，并从中得到利益。詹姆斯·科尔曼把“事物”作为“资源”或事件的统称。”
[6] （美）詹姆斯·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 [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 .73.
[7] 杨奇 .香港概论. [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10-12.
[8] TheStudy on the Third Sector Landscape in Hong Kong .The Central Policy Unit. 27August 2004.12.
[9]（美）詹姆斯·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105. 4/4 首页 上一页 2 3 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