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战后世界经济的复苏，海外市场需求快速增长，为香港的工业产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面对这种变化，港英政府注重于经济发展，追求市场宁可牺牲环境，也要成全“大我”。伴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工业污染开始显现，民间有识之士便组织起来关注环境保护。产生于一定社会背景之下的环保组织，拥有自身的优势资源和社会行动目标，要成为完全意义上的“法人行动者”特征，还必须来自于政府所授予的合法性。香港政府通过各种法律、法规、条例、章程等制度手段而把环保组织纳入到自己的管理监督范围内。所有大大小小的环保团体根据香港《社团条例》（香港法例第151章），正式注册成为环境保护的非营利组织。在环保组织存在的合法性方面，政府具有绝对的决定权力。环保组织的公开筹款活动要得到政府的行政许可，税收豁免要得到政府的授权，甚至于运作经费也要来源于政府的财政支持，港府对注册的环保组织具有权威关系。只有符合政府相关规定的环保组织才能够存在，并可以公开开展社会行动。环保组织和港府之间最早形成的这种权威关系，使环保组织获得了政治合法性、行政合法性和法律合法性，为组织开展进一步的社会行动提供了可能。
在行动控制权的转让过程中，环保组织也会得到某种补偿，可以利用政府的一部分制度资源和体制资源，来进一步增强组织存续的合法性，实现自身符号资源的积累和社会资本的增值。在权威关系内，作为受制方的非营利组织并未完全丧失行动权，形成进一步的选择权。香港环保组织与政府通过交换各自的优势资源来实现各自的行动目的，形成了分离性的权威关系。这种权威关系其实质是环保组织通过转让控制自身行动的权利给政府而来获得政府的一部分制度资源和体制资源。环保组织所提供的社会公益产品的质量越高，规模越大，影响力越强，则其所具有的选择余地也就会越多，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来影响政府的行为。香港环保组织通过不断扩大社会影响力，影响政府决策。1980年以来，大量的环保组织逐渐发挥了教育市民的角色，它们和政府也构建了一种工作关系，在政策过程中凸显其影响力。［8］在环保组织不断扩大的社会影响力，香港政府主动邀集环保组织代表加入环境咨询委员会，并建立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以资助研究社区、环境及教育活动。1992年，香港“地球之友”通过推翻郊野与海岸公园委员会批准在沙螺洞兴建高尔夫球场的事件，成功挑战政府。
三、信任关系
最简单的信任关系包括两个行动者：委托人与受托人。[9]行动者:委托人与受托人。信任关系成立的前提条件是:他们都是有目的的行动者，他们的行动目的都是使个人利益得到满足。信任关系是指委托人将自己的资源托付给受托人使用，以便得到比不存在委托关系时更大的利益。委托人始终都面临着一个是否信任受托人的问题。
环保组织和政府之间的信任关系可经由两个维度来观察，一是目标(Goals)，政府与非营利组织都要追求实践某些目标；二是策略或手段(Preferred Strategies)，二者都有自己的偏好或方法以达成目标。如果二者偏好相同，可以采取合作、补充的行为模式，反之或可能是一种对抗关系。[10]比如香港最早成立的环保组织——长春社的宗旨是：成为有建设性的压力团体，提出意见，促进及监察政府制订和执行环保政策；支持及协助其它团体及机构推广环保和举办环保活动，包括提供意见和教材等资源；主办多类型的环保活动以推广环境教育。而这与香港环境保护署的使命（为香港缔造一个健康宜人的生活环境并使这个生活环境得以持续；制定并执行环境保护及保育政策与计划；致力提高公众对环境保护及保育的意识；务求达至维持高水平的环境及保育质素；等等）大致是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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