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香港环保组织以“法人行动者”的身份出现在香港自然保育和文物保育的社会生活之中，并与政府、公众、企业和其他的行动主体发生着互动，这种互动演化成公益政治的参与过程，它重新唤起了公民意识，强调社群的共同利益。在环境治理的多元主体中，环保组织在环境治理中已经显示出明显的优势和巨大的影响力。本文以社会行动理论为视角，以香港环保组织的各类行动为切入点，探索香港环保组织与其他行动者建构的权威关系、信任关系，分析这种互动中的行动逻辑以及对社会结构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 环保组织；社会行动；行动主体 ；社会结构
一、 公共领域与社会行动理论
现代社会并不是由个人相加的简单总和，而是由个人的结合而形成的体系，而这个体系中存在着四个相互独立而又相互依存的领域:国家(公共权力)领域、私人领域、市场领域和公众领域。[1]同样，按照国家——经济——公民社会的三分法基础之上，公众（共）领域是指介于国家和家庭或个人之间的一个社会相互作用领域及与之相关的价值或原则。它是国家和家庭之间的一个中介性的社团领域，这一领域由同国家相分离的组织所占据，这些组织在同国家的关系上享有自主权并由社会成员自愿结合而形成，以保护或增进他们的利益或价值。[2] 公共领域是人类交往行动发生的基本领域。作为公共领域中的行动主体之一的非营利组织寻求介于市场信任和仅对国家信任之间的“中间道路”中的战略重要性呈现出来。
现代社会的组织不同于原始的社会组织，创建社会组织是具有某种目的的行动。对组织进行系统研究的逻辑起点从它们的目的或使命着手。非营利组织是围绕着特殊目标即公共性或公益性目的而形成的，其行动在理论上是目的行动，也就是旨在追求公共性的理性行动。理解其行动的“原因”，是说人们理解他想达到目标，及这个行动者怎样把行动与目标联系起来。[3]按照这个意义来讲，一项“行动”在逻辑上包含有：（1）当事人，即“行动者”；（2）这个行动必须有个“目的”，即该行动过程所指向的未来事态；（3）该项行动必然在一种“处境”内开始。[4]
很显然，环保组织是作为公民社会的实体要素之一，可以说它充分体现了萨拉蒙教授提出的非营利组织的五个特征： 组织性、民间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和志愿性。作为香港非营利组织代表之一的环保组织，从70年代发展到今天，参与范围逐渐从社会的边缘推进到公共政策的中心地带，由回避敏感问题到开始关注、参与敏感问题的讨论，正在突破政策和习惯所形成的限制，展露于香港社会的舞台之上。香港环保组织不仅是一个社会实体，还是一个行动主体，行政管理毕业论文它以“法人行动者”身份出现在香港自然保育和文物保育的社会生活之中，并与政府和其他的行动主体发生着互动。法人行动者不同于自然人行动者，前者本身就是一个行动系统，有着自身的组织结构，并通过组织成员之间的相互博弈而形成了组织的行动目标。同时它和其他行动主体结合成一个行动系统。在这个系统内，每个行动者的行动原则——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利益——导致双方行动的相互信赖。[5]环保组织通过对话与行动创造了环境议题的“公共领域”，环境问题并不能自然成为环境问题的公共领域，只有人们将其观念、个人偏好、价值和追求都表达出来，以达成互相了解及进行商议，才能形成关于环境问题的公共领域。环保组织分别与与政府、社会公众和企业的发生交换行为的过程中，通过交换各自的优势资源来实现其社会行动目的。在行动的过程中，环保组织通过与政府、社会公众、企业构成行动网络空间，形成了社会结构中的权威关系及信任关系；同时，这种行动的最终后果对香港既有秩序和社会结构形成冲击力，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对社会结构的重塑。
二、权威关系
权威关系按照社会学家科尔曼的定义，系指：如果行动者甲有权控制乙的某些行动，则行动者甲对和行动者乙之间存在某种权威关系。[6]香港环保组织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现代环境运动之后。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主要工业国家转向发展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在这种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香港成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基地，走上了工业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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