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1 一个标准差冲击的脉冲响应
在上述协整分析、向量误差分析和脉冲响应分析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找出FDI受其自身、人民币汇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方差分解提供了这样的方法，给定一个不同时期的解释变量的变动，可以对向量误差修正中其他变量相应时期对方差的贡献进行分解。方差分解结果如表3。
表3方差分解结果
|
时期
|
标准差
|
LNFDI
|
LNREER
|
LNGDP
|
时期
|
标准差
|
LNFDI
|
LNREER
|
LNGDP
|
|
1
|
0.1584
|
100.000
|
0.0000
|
0.0000
|
11
|
0.1911
|
96.244
|
2.4045
|
1.3518
|
|
2
|
0.1776
|
98.6667
|
0.1478
|
1.1854
|
12
|
0.1913
|
96.0401
|
2.5965
|
1.3633
|
|
3
|
0.1862
|
97.7884
|
0.8694
|
1.3421
|
15
|
0.1919
|
95.4376
|
3.1651
|
1.3972
|
|
4
|
0.1889
|
97.7291
|
0.9631
|
1.3078
|
18
|
0.1925
|
94.8421
|
3.7267
|
1.4311
|
|
5
|
0.1896
|
97.4985
|
1.1849
|
1.3166
|
21
|
0.1931
|
94.2540
|
4.2812
|
1.4647
|
|
6
|
0.1900
|
97.2465
|
1.4421
|
1.3113
|
24
|
0.1937
|
93.6732
|
4.8288
|
1.4979
|
|
7
|
0.1903
|
97.0671
|
1.6127
|
1.3202
|
27
|
0.1943
|
93.0996
|
5.3696
|
1.5307
|
|
8
|
0.1905
|
96.8586
|
1.8194
|
1.3220
|
30
|
0.1949
|
92.5331
|
5.9037
|
1.5631
|
|
9
|
0.1907
|
96.6472
|
2.0213
|
1.3315
|
33
|
0.1955
|
91.9735
|
6.4313
|
1.5951
|
|
10
|
0.1909
|
96.4486
|
2.2089
|
1.3425
|
36
|
0.1961
|
91.4207
|
6.9525
|
1.6267
|
注：鉴于篇幅的原因，此处仅给出第一年12个月和第2年、第3年的部分数据。
表3的方差结果表明，FDI受其自身滞后的影响最为强烈，直至第3年末，其贡献度基本稳定于91%。人民币汇率对FDI的影响效应在逐步增强，最后基本稳定于7%左右，而经济增长对FDI的吸引并未表现出强烈的影响效应。这也与脉冲响应函数得到的结论较为一致。这意味着在影响外资流入的影响因素中，FDI流入的自身规模效应占据主导地位。此外人民币汇率对FDI流入的影响也不容小视，而经济增长促进FDI的作用不显著，这也印证了国内许多学者（譬如，沈坤荣和耿强，2001；贺红波和屠新曙，2005；蒋长流和代军，2007期刊网，等等）得到经济增长并不是FDI流入的Granger原因，而FDI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这一观点。
三、结论与启示
本文运用Johansen协整方法、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和脉冲响应分析以及方差分解技术系统地研究了人民币汇率、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效应，发现：
第一、人民币汇率、FDI与经济增长在样本期内存在显著的长期均衡关系，这意味着既有文献单独研究人民币汇率与FDI，或者FDI与经济增长两两之间的关系而忽略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是有所欠缺的，由此得出的结论也值得商榷。
第二、长期协整方程表明人民币汇率升值对FDI的流入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而国内经济增长对FDI的流入则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其弹性系数分别为0.481和0.18，这与现有绝大部分文献研究得到的结论一致。
第三、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显示外商直接投资（FDI）具有较强的自我修正机制，且受其自身滞后期和人民币汇率的短期影响显著。与此相关的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技术分析也表明影响FDI最主要的因素是其自身惯性，贡献力度在90%以上，其次是人民币汇率，三年之后贡献力度稳定于7%左右，而经济增长对FDI的影响微弱。
通过本文的研究，给我们带来的启示主要表现为：
第一、在研究经济增长与FDI的关系时不应该忽视汇率对FDI的影响，尤其是在汇制改革后，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加大的大背景下，更要关注汇率变动对外资的吸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从而将人民币汇率、FDI与经济增长三者系统地进行研究显得尤为必要。
第二、人民币汇率升值对FDI的流入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这要求政府当局在制定汇率政策时需要保持审慎的态度，尤其是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下，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避免升值过快而引起对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流入产生抑制作用。
参考文献
[1]Cushman,D.O.(1985):“Real Exchange Rate Risk, Expectationsand the Level of Direct Investment.”[J],Review of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67, No.2, pp.297–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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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enassy-Quere, A., Fontagne, L., Lahreche-Revil,A.,(2001):“Exchange Rate Strategies in the Competition for Attracting ForeignDirect Investment” [J], Journal of the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Economics,Vol.15,PP178-198.
[5]萧政，沈艳，2002：《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及影响》[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第1期。
[6]邱立成、刘文军，2006：《人民币汇率水平的高低与波动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J]，《经济科学》第1期。
[7]贺红波、屠新曙，2005：《FDI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实证检验》[J]，《统计观察》第2期。
[8]陈浪南,1999:《汇率变动对外国直接投资影响的实证研究》[J]，《投资研究》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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