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年依赖系数(Y2) = 老年依赖系数(Y3) =
其中:P0~14 为0~14岁少年儿童人口数;P65+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P15~64 为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数。14周岁及以下和65周岁及以上也可能有人参加劳动,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中也可能有人实际未参加劳动。上述指标只是根据年龄划分来计算的,并不一定反映实际抚养与被抚养的比例,故又称为年龄依赖系数,以区别经济依赖系数。用依赖系数一词一般均指年龄依赖系数。
3、城镇居民三大支出比Y4:选取这个变量主要是一方面为了考察我国居民的支出结构情况对其储蓄的影响情况。另一方面它也牵涉到居民预防性储蓄预期的形成。下文笔者会有详细叙述。由于农村居民和城镇的居民的消费倾向的不一致等原因,把他们放在一起考虑就会很复杂,所以这里我们为了简化分析,只考虑城镇居民的支出结构情况。因为城镇居民是我国消费力量的主力军,所以这个变量的选择就有很大的代表性,可以从总体上反映经济现实。
4、社会保障水平Y5:在理论界,通常把社会保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作为衡量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主要指标(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社会保障支出/GDP×100%)。但在实践中往往很难统计出准确的社会保障总支出。但我们试图就我们所掌握的基础数据进行整理测算,得出了此项经济指标。选取这个变量是为了考察居民的预防性储蓄预期的形成是如何影响储蓄率的[5]。
我们利用Eview5.3对模型(2)进行回归,可以得出如下估计结果:
S =-187.7251+5.31167* Y1+ 1.871413* Y2 + 5.542487* Y3 + 7.032384* Y4-18.65164* Y5(3)
(-2.463004)(6.511805)(1.460429)(2.900122) (5.610987) (-2.965642)
因为方程修正后的R2=0.834337,接近于1,所以R2是比较理想的.这说明样本回归直线与样本观测数据之间的拟合程度是较高的,样本回归直线的解释能力能达到83.4337%.
给定a=0.10,得临界值t0.05(9)=1.3830,可以看出上式中的各变量都是显著的,但是幼年人口依赖系数Y2对储蓄率的影响的显著性是最低的,甚至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不过显著性检验。这也可以从其概率P=0.1782远大于其他变量的的概率看出。而国民收入的增长率Y1和城镇居民三大支出比Y4这两个因素对储蓄率影响的显著性很高的,其概率0.0001和0.0003也远小于其他因素的概率核心期刊目录。下面再来看回归模型的总体的显著性检验。
给定a=0.05,则F=15.10182>Fa(k,n-k-1)=Fo.o5(5,9)=3.48,这说明我们选取的这五个因素对储蓄率的共同影响总体上是显著的。这从P值为0.000379可以明显的看出。
至于d 统计量,在给定a=0.01的显著性水平下,查表得 n=15,k'=5时,dL=0.49,du=1.70。所以du=1.70
用残差项进行异方差检验(White检验),结果见下表:
异方差检验结果
F-statistic
|
0.626417
|
Probability
|
0.750366
|
Obs*R-squared
|
9.154420
|
Probability
|
0.517514
|
检验统计量nR2=9.154420<χ20.05(11)=30.144,因此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无法拒绝原假设,故不存在异方差。
模型(3)中的变量的系数的符号也和理论分析的结果相一致:我国的社会保障水平(Y5)与我国的储蓄率水平存在着显著的反比关系。因为社保水平越高,人们越无后顾之忧,就难形成居民的预防性储蓄预期,所以更愿意消费,从而可以降低储蓄率。其他四个解释变量都与储蓄率成正比例变化,这也符合我国的经济现实。
从以上的检验与论述可以看出,这个回归模型不但能顺利通过各种检验,而且能较好的解释我国的储蓄率为何如此之高。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个模型在解释我国高储蓄现象方面是可以接受的。
四、结语
我们通过一个模型的新视角对储蓄问题的定性分析得出:我国的储蓄率已经高于我国经济均衡增长所需要的最优储蓄率,这已经造成了我国经济体系内的诸多失衡实证分析,特别是对内经济的不平衡引起了对外经济的不平衡。要解决这种失衡,就必须要采取措施来化解形成高储蓄的内在因素。医疗、住房、教育三方面“被动性支出”的大幅增加,使得我国居民储蓄倾向快速提高,形成了大量的“存量消费需求”。再加上我国的社会保障水平偏低,进一步提高了居民的预防性储蓄预期。这与前文所述的预防性储蓄理论的解释是一致的。刘金全、邵欣炜和崔畅(2003)通过ARCH模型检验了预防性储蓄动机的显著性,他们发现我国居民储蓄增量中有20%可以用预防性储蓄动机来解释[6]。龙志和与周浩明(2000)的研究显示,1991-1998年间,我国城镇居民存在着显著的预防性储蓄动机[7]。这些都与本文的研究结论相一致。幼年依赖系数的降低与老年依赖系数的上升表明我国正处于经济学中所称的“人口红利”阶段。高储蓄一定程度上是“人口红利”的具体变现。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建议政府要尽快的采取措施来提高我国的社会保障水平,加快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形成比较完善的独立于企业之外的社会保障体系,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此外,政府还要进一步加大宏观调控力度,抑制房价的过快上涨。政府只有通过采取以上的综合措施,才能降低居民的预防性储蓄预期,解决过高储蓄率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2009年GDP最终核实数据调整为9.2%[EB/OL].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
[2]游敏常.2008年A股资金供给透视[N].证券日报,2008.03.07
[3]袁志刚,宋铮.人口年龄结构、养老保险制度与最优储蓄率[J].经济研究,2000(11)
[4]张明.透视中国居民高储蓄现象:效率损失和因素分析[J].上海经济研究,2005(8)
[5]龙志和.西方预防性储蓄假说评述[J].经济学动态,2000(1)
[6]刘金全,邵欣炜,崔畅.“预防性储蓄”动机的实证检验[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3(1)
[7]龙志和,周浩明.中国城镇居民预防性储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00(11)
2/2 首页 上一页 1 2 |